关键词: 重复供述，可采性，理论根据，分阶段排除，实践障碍
　　内容提要: 一次非法取供，是否要对重复供述一排到底？重复供述问题在我国尤为突出，然而，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并未明确重复供述的可采性。重复供述排除与否取决于先前的非法取供手段对重复供述的实际影响。基于我国实际，应当实行重复供述的分阶段排除方式，即原则上只排除非法取供发生后至确认前在同一诉讼阶段获取的重复供述。为了克服排除重复供述的障碍，应当允许重复取供，理顺公、检、法的关系，减少三机关的同质性。当然，最根本的举措是要建立激励为主的取供机制，调整形式主义的口供运用模式，怯除对非自愿供述的依赖。


一、问题的提出

　　在各国的刑事司法证明中，供述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几乎成为了定案中不可缺少的证据形式。然而，由于供述证据蕴含着不同利益之间的紧张冲突，人们对它担心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对它的钟爱{1}。因此，各国法律对供述的获取与运用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而供述排除法则就是其核心内容。但问题是，与实物证据不同，供述的获取带有相对的可重复性。法律虽然可以限制讯问的主体、地点、时间和手段，但一般都不限制讯问的次数。对于同一个被追诉者，经过多次讯问，可以形成多份供述材料。所以，在绝大多数认罪案件中，被追诉者的有罪供述尤其是审前供述都不止一次。而如果仅仅其中某次供述的获取使用了非法手段，那么之后未直接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供述该如何处理？是绝对排除，还是一概允许，抑或裁量排除，这就是所谓的重复供述排除问题。对于重复供述，若绝对排除，可能会超越供述排除法则救济的目的，加大其负面影响，提高追诉成本；若一概允许，就完全无视了非法手段的波及力，追诉机关可以在非法供述被排除后转而依赖受到非法手段影响的重复供述，某些实质意义上的“非法供述”依然可以在审判中使用，直接采取非法手段获取的有罪供述的排除将变得毫无意义。因此，重复供述的排除直接关系着供述排除法则的实施效果，是一个复杂但却必须回答的问题。

　　我国的重复供述问题尤为突出。这是因为，一方面，流水线型的诉讼结构和口供中心主义的诉讼理念使得重复供述数量众多。在线型的诉讼结构下，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都是相对独立的“工序”，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是“原材料”或被加工的对象，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审判机关均有权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有如实回答的法律义务。而且，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具有浓厚的“口供情结”，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工作多是围绕口供而展开，并将口供作为定案处理的主要依据，形成了口供中心主义的诉讼方式。因此，为了查明案情，核验证据，公安司法机关一般都会进行多次讯问，从而形成很多份供述笔录。另一方面，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重复供述的效用。在现有的证据规则下，庭前供述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拥有与当庭供述一样乃至超过当庭供述的证据效力。而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审判方式使法庭不仅对庭前供述推定可采，而且还倾向于承认其证明力上的优先性，并惯于以庭前供述印证或驳斥当庭供述。此外，在我国的刑事侦查实践中，讯问多是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为了追求口供，刑讯并不是个例，[1]变相刑讯的方式也不断推陈出新，媒体曝光的重大冤假错案中几乎都有非法取供的影子，这导致庭审时庭前供述的合法性经常受到辩方的质疑。尤其是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排除非法证据规定》）颁行以后，排除非法供述的申请在数量上直线上升，法官在判定时经常需要面对重复供述的排除问题。《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及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我国的供述排除法则，即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遗憾的是，并没有明确重复供述的可采性。

　　值得强调的是，供述排除视阈中的重复供述，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言，仅局限于“内容相同”的“后续口供”{2}或者“二次口供”中与非法供述相同或一致的部分{3}。质言之，重复供述就是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的多次有罪供述。“重复”强调的是供述的次数，而不是内容完全一致。恰恰相反，实践中，重复供述不可能完全相同，后来获取的供述一般是之前供述的完善和补充，与之前的供述仅有部分相同，当然，多次供述也有可能在内容上完全不同，但只要是有罪供述，就都属于重复供述的范畴。即便联系到供述排除规则，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的持续性影响也不仅仅表现为维持重复供述内容上的稳定，被追诉者在被非法取供手段打破心理防线供认犯罪后，在以后的讯问中可能多供罪行，可能少供罪行，可能由供此罪变成供彼罪，而当被追诉者本身是无辜者的情况下，也可能乱供罪行。所以，一概认为这些供述不属于供述排除法则视野下的重复供述问题或者不应当排除，显然是不合适的。

　　二、排除重复供述的理论根据

　　是否排除重复供述？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首先考察供述排除法则的理论基础。对于供述排除的理论依据，一直以来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其中，影响较大的学说主要有虚伪排除说、人权保障说、违法排除说、司法廉洁说等。虚伪排除说在早期各国的司法实践中被广为接受。依其主张，警察采取的强制取供手段损害了被追诉者意志自由，从而增加了虚伪供述的可能性。在英国，确保供述的可靠性曾经是供述排除法则的准一目标{4}，甚至直到今天，由于是否侵犯自愿性的判断相当主观，还有一些人主张应以可靠性取代自愿性检验{5}。人权保障说认为，非自愿性供述的排除主要是出于保障被追诉者权利的考虑。采用非自愿的供述，将会违反“将嫌疑人作为一个自治主体并以合乎人格尊严的方式对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道德责任”{6}，因此，不问其内容是否可靠均应排除。违法排除说则提出，供述排除惟一的原因就是取供过程中采取了违法的程序或手段。取供者违法取供的目的无非是在审判中使用该供述，如果加以排除，就消除了滥用权力的动机，吓阻或者震慑了违法行为，从而担保了取供程序的正当性。而司法廉洁说的要旨为，若法院采用了非法获取的供述，就是在宽恕追诉机关侵犯被追诉者权利、滥用权力的行为，无异于扮演了追诉机关的“共犯”和“帮凶”。但是，不管上述哪一种学说，都只是片面强调刑事司法的某一种价值或向度，在解释供述排除法则时只具有有限的作用。因此，大多数国家在供述排除法则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倾向于综合权衡，即以自愿性为核心结合供述可靠性、震慑违法、人权保障等多种基准说明供述排除的正当性。

　　重复供述的排除属于供述排除法则的当然内容，因此，供述排除法则的理论基础也必然是排除重复供述的正当理由。在排除重复供述时法院同样需要遵循供述排除的根本尺度，即重复供述的作出是否有可能是因为受到了之前非法取供手段的强迫？进一步需要考虑的是，非法取供手段是否导致了重复供述虚假的风险？上述手段对被追诉者权益的损害到了何种严重程度？排除重复供述是否能起到吓阻违法的效果？采用重复供述是否会影响审判公正？然而，重复供述的排除亦有其特殊性。一般而言，重复供述的获取程序本身并没有违反法律，甚至在表面上也是由被追诉者自愿作出的。排除重复供述的直接根据最终落脚于先前的非法取供手段及据其获取的供述对重复供述的实际影响。只要重复供述受到了先前违法讯问行为及先前供述的影响，从而符合了供述排除的根本标准，该重复供述就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理论上而言，上述影响显而易见。刑讯等非法取供手段极有可能对被追诉者的心理带来持续性的压力，加重在随后的讯问中被追诉者的焦虑和恐惧，甚至导致其患上“创伤后的应激障碍”{7}。在这些心理障碍之下，被追诉者不会轻易推翻已经作出的有罪供述。而一次认罪也会使被追诉者相信“天机已经泄露”，从而放弃在之后的讯问中争辩的权利，而且，有些讯问者也可能在之后的讯问中利用先前的有罪供述。当然，先前非法取供手段对重复供述的影响可能会因为特定的原因而出现中断，这也决定了并非非法取供之后所有的重复供述都需要排除。

　　排除重复供述的理由和美国的“毒树之果”理论及德国的“长远效力”理论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20年的西尔弗索恩木材公司诉美国案中最早提出了“毒树之果”原理：如果第一手证据是非法搜集的，任何来源于此的第二手证据也不具有可采性。第一手证据受到了“污染”，是“毒树”，因此，不能被用作获取其它证据的途径。[2]德国学界也存在与“毒树之果”类似的“长远效力”或“放射效力”理论，认为非法取供手段具有长远效力，因而，从非法获得的信息中衍生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除非透过合法的行为亦可以取得同一证据{8}。但是，该理论对德国刑事司法实践影响较小。显然，“毒树之果”和“长远效力”理论都看到了非法取证手段对第二手证据的影响，甚至也都承认真正的“毒树”是非法取证手段，在这一点上和排除重复供述的理论根据是相通的。然而，与之不同的是，适用“毒树之果”和“长远效力”原理有一个必要条件，即通过非法取证手段获得的第一手证据和第二手证据之间具有派生性，正因如此，“毒树之果”和“长远效力”又被称为派生证据理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罕见的两个排除派生证据的案件中强调，只有当派生证据直接以非法获取的第一手证据为基础时，“才成立长远之效力”。[3]而在排除重复供述的情形中，非法取供手段、第一次供述与重复供述的关系较为复杂。重复供述的作出既可能出于受到先前非法取供手段的直接影响，如无辜者受到一次刑讯后作出内容迥异的多次有罪供述；也可能直接形成于第一次有罪供述，如警察利用第一次有罪供述获取了嫌疑人的进一步供述，还有可能以上两种情形兼而有之（如下图所示）。但只有具备第二种情形时，才适合用派生证据理论解释。

　　在我国，由于立法上供述排除法则完全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组成部分，这也导致许多学者在分析排除重复供述的理由时侧重于重复供述的合法性。有论者认为，“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的方式得到被告人的口供，在以后的讯问中即使不再使用刑讯逼供，被告人也可能重复其已经作出的口供，第二次的口供从形式上看是合法的，但是因为已经有刑讯逼供的口供存在，以后同样的口供也是不合法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9}。这种分析方法没有考量确立非法供述排除规则及排除非法供述的根本原因，忽略了救济非法取供及阻断非法取供方法波及效应的可能性，容易不当扩大重复供述排除的范围。更多的论者套用了美国的“毒树之果”理论，认为先前的非法取供方法的影响具有持续性，重复供述的作出很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恐惧心理所致，“这就是毒树之果，也应排除”{10}。但如上所述，排除反复自白的理论根据同“毒树之果”理论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即使在美国，“毒树之果”也只适用于直接违反宪法的行为，对于重复自白的排除缺乏足够的解释能力。笔者认为，从2012年《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看，我国的非法供述排除规则是建立在对供述自愿性、可靠性、人权保障、震慑违法、惩罚犯罪等因素的综合考量之上。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可以看做是我国的供述取得禁止规定，旨在强调供述的自愿性，充分保障被追诉者的合法权利。第二，对于采用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得的供述并非一概排除，在决定时还需要考虑供述自愿性、可靠性及侵犯个体权利的程度等。第三，《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0条、第21条要求排除取供程序严重违法和存在某些无法补救的程序瑕疵的供述，既保障了供述的可靠性，更是凸显了对正当程序和审判公正的关注。所以，仅用是否合法作为衡量重复供述排除与否的根据是远远不够的。我国排除重复供述的直接依据应当是先前的非法取供手段对重复供述自愿性、可靠性的可能影响，根本依据则是吓阻违法、发现真实和保障人权的实践需要。

　　三、重复供述可采性的决定因素

　　判断重复供述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关键就是要看重复供述自愿、可靠与否，特别是先前非法取供手段对重复供述自愿性的影响。而在评价重复供述的自愿性、可靠性时，需要考虑以下多种事实因素：

　　（一）先前违法取供的性质和严重程度

　　各种违法情形对于供述证据能力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是否排除供述或者排除到何种程度，应当考虑违法取供的性质和严重程度。[4]采取刑讯等法律禁止的强迫手段获取供述的，一般都会对重复供述的自愿性产生持续影响[5]，除非采取了消除该影响的补救措施。而且，强迫的程度越严重，对重复供述的波及力也越强。强迫手段严重程度的评估取决于个案的具体情势，包括该手段的持续时间，具体内容，实施背景，实施方式，以及受害人的性别、年龄和健康状况等。如果并未采取强迫手段，而仅仅存在其他程序性违法，即便可能导致第一次供述的排除，一般也不会直接影响重复供述的自愿性。[6]

　　（二）讯问人员的一致性

　　取供既是讯问人员运用口头语言影响被追诉者的过程，也是讯问人员非语言行为包括个体的性格特征、人格魅力等对犯罪嫌疑人形成心理优势的过程{13}。被追诉者通常将强迫取供手段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和特定的讯问主体联系在一起。实施过刑讯的同一讯问人员，在后续讯问中即使没有采取强迫取供手段，被追诉者也可能出于恐惧心理和顺从效应，违背自己的意愿作出供述。而讯问主体的变换则有可能给被追诉者传递出新的信息，解除其心理压力，阻断非法取供手段的不当影响，转变被追诉者对供述的态度。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表现是，实践中，变更讯问人员后，被追诉者翻供的比率就会上升。讯问主体的变换既包括同一审讯小组或同一机关内部讯问人员的调整，也包括上下级机关或者不同性质机关间讯问人员的变更，比如警察换为检察官、法官。

　　（三）讯问人员的主观目的

　　讯问人员有可能明知第一次供述会被排除，但为了获取具有合法形式的重复供述，在第一次讯问时故意违反法律。在这种情况下，重复讯问时的常规法律保障措施就很难确保重复供述的任意性。如在美国，不少侦讯手册中都教导警察应当“巧妙”选择提出米兰达忠告的时机。尤其是埃尔斯塔德案之后，警察部门得到了这样一种暗示，未经米兰达忠告的讯问并不影响米兰达忠告后的弃权及供述的可采性。[7]为此，有的警察部门甚至制定了“警察议定书”，鼓励警察在犯罪嫌疑人交代罪行之后，再宣读米兰达忠告，并引导嫌疑人重述原来的自白。但联邦最高法院在随后的塞伯特案中对通过这种做法获得的重复供述的可采性予以了否定。联邦最高法院指出，埃尔斯塔德案和塞伯特案的区别是，前者未进行米兰达忠告是疏忽大意，而后者则是有意为之。[8]

　　（四）讯问场所的变化

　　讯问场所和犯罪嫌疑人的拒供或供述动机密切相关。一般而言，讯问场所的封闭程度和被追诉者放弃权利和作出供述的明智、自愿程度成反比。封闭的讯问场所可以切断嫌疑人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让其产生孤立无援之感{11}，从而使嫌疑人感受到巨大的心理压力，违心地放弃抵抗。在讯问的封闭性上，公安机关办公场所要强于看守所，没有采取同步录音录像的场所要强于实时监控的场所，只有讯问人员参与的场所要强于法庭等有辩护律师及其他主体参加的场所。因此，讯问地点和环境的改变，可能增强讯问场所的开放性，进而修复强迫取供对被追诉者造成的心理伤害，使重复供述的作出更加理性和明智。

　　（五）两次讯问的间隔时间

　　两次讯问间隔的时间越短，第二次讯问越有可能被讯问人员和被追诉者视为是第一次讯问的延续。在先前非法取供行为的阴影下，被追诉者在后续讯问中回答问题时极易受到讯问人员的暗示，使重复供述丧失自愿性。事实上，不管在先前的讯问中是否采取了非法取供行为，以及是否获得了供述，间隔时间较短的连续讯问本身就是一种强迫。英国大法官泰勒勋爵在米勒一案中就曾指出，警方对米勒连续不间断的讯问构成了“强迫和威胁”，除了身体暴力，“很难再找出比这更具敌意和胁迫的方法”。[9]因此，即便是同一讯问主体，只要间隔的时间足够长，重复供述也可能具有可采性。相反，即使更换了讯问人员，间隔的时间太短，也难以保障重复供述时的意志自由。

　　（六）第一次供述的全面性及两次供述的重复率

　　对预期法律制裁的恐惧，对某些现实问题的忧虑，以及供述可能带来的犯罪感、羞耻感乃至暴露感等，均是被追诉者拒供的重要动机。但一旦作出供述，不管在供述过程中是否受到强迫，以上动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减轻或消失。对于犯罪者而言，他很可能相信，“天机已经泄漏”，已经作出的供述很难在这个世界上磨灭，而对于无辜者而言，翻供也意味着从刚刚适应的心理状态中挣脱，重新进入之前的焦虑和恐惧状态。尤其是，当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到的供述相当细致和全面时，很难避免在第二轮讯问中使用第一次讯问的供述。因此，一般情况下，两次供述的重复率越高，表明受到第一次讯问和供述影响的可能性越大，但也并不总是如此。无辜者的重复供述的内容由于基于诱导和虚构，可能每次都不相同，而犯罪者作出重复率高的陈述时也可能已经完全理解了其所享有的法律权利。

广电部 国家档案局


电影艺术档案管理规定
1994年6月20日，广电部、国家档案局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电影艺术档案的收集和管理，有效地保护和利用电影艺术档案，更好地为电影创作、生产、教学和研究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电影艺术档案，是指我国在电影创作、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片、影片素材和标准拷贝。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我国境内的电影制片单位、电影进口发行单位和国家电影档案馆，以及与电影档案有关的一切单位和个人。
各级电影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电影艺术档案工作的领导，以适应电影事业发展的需要。
第四条 电影艺术档案是国家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设立电影档案馆，负责电影艺术档案的收集与管理。
第五条 电影艺术档案工作实行在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统一制度下，由国家电影主管部门领导，同时接受中央和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各电影制片单位应建立艺术档案机构或者指定专人负责艺术档案工作。
第六条 电影艺术档案从业人员的职务，按照国家档案系列专业技术人员的有关规定评定与聘任。

第二章 艺术档案的构成
第七条 电影艺术档案由影片类和文字、图片类组成。
第八条 影片类档案包括：
（一）国产影片的全新原底标准拷贝，画原底，片头、片尾、唱词等各类字幕原底，片头、片尾、衬影原底，十格小底片，光号卡，混合光学声底；
（二）在内地反映的我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影片的全新标准拷贝；
（三）译制发行的外国影片的全新标准拷贝；
（四）与我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及外国合作摄制的影片的画原底或者画翻正，光学混合声底，全新标准拷贝。
第九条 文字、图片类档案包括：
（一）文学剧本、分镜头剧本、译制片台本；
（二）完成台本；
（三）对国外发行的国产影片各语种和国内各民族语言的翻译本；
（四）导演阐述；
（五）影片修改方案及通知书；
（六）影片海报、宣传画、工作照、剧照、说明书、特刊；
（七）国产影片在国内外获奖的证件的复印件及有关照片；
（八）剧本内容的有关依据和历史考证材料，以及取材或改编前的原作；
（九）主创人员的创作设想及音乐总谱、歌词；
（十）场景气氛图、服装、化妆、道具设计图，演员定妆照；
（十一）生产命令和有关摄制决定；
（十二）分场分景表；
（十三）摄制工作日志；
（十四）字幕表；
（十五）摄制工作总结；
（十六）主创人员艺术创作总结；
（十七）各部门对影片的审查意见和决定。
第十条 本规定第八条、第九条的内容为故事影片艺术档案构成。其他片种可视工艺和工作程序不同有所调整。
第十一条 摄制组要负责艺术档案的形成、积累，指定一名副导演负责本片艺术材料的收集工作，并在摄制任务完成后将属于艺术档案的内容及时送缴制片单位档案机构归档。

第三章 艺术档案的归档与管理
第十二条 影片类档案分别由电影制片单位和电影进口发行单位送缴国家电影档案馆，其中标准拷贝应在取得公映许可证后三个月内送缴；影片素材在二至三年内送缴。未获国家电影主管部门通过的影片素材及双片在半年内送缴。
电影制片单位除保存一套完整的文字、图片类档案外，还应按第九条第（一）项至第（七）项规定的内容在影片摄制完成后半年内，将文字、图片类档案（复印件或者原件）送缴国家电影档案馆保存。
第十三条 电影制片单位撤销或者合并时，应将其所保存的电影艺术档案分别移交国家电影档案馆或者新组建的电影制片单位妥善保存。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向国家电影档案馆捐赠或者寄存其所拥有的影片。国家电影档案馆可以按照影片的保存价值，作出是否接受捐赠或者寄存的决定。
第十五条 国家电影档案馆应积极收集散失在海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拍摄的国产影片及文字、图片资料。
第十六条 电影制片单位制作的电影录像带、影片录像带的档案，由其自行管理。
第十七条 电影艺术档案的保存与管理，要逐步实现科学化、标准化。库房温度、湿度、通风要符合国家规定标准。要加强防盗、防火等安全保卫工作。
国家电影档案馆和电影制片单位应定期检查档案保存状况，对破损或者变质的电影艺术档案要及时修补、复制或者进行其他技术处理。
第十八条 国家电影档案馆要确保易燃片基档案影片的安全，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有计划地转换复制成安全片基。并及时销毁易燃片基原件。
第十九条 国家电影主管部门鼓励有关档案影片保管、复制、修复方面的科学研究和实践活动。
第二十条 国家电影档案馆和电影制片单位要有计划地做好艺术档案编目和研究工作，并逐步实现档案的现代化管理。

第四章 艺术档案的利用
第二十一条 国家电影档案馆保存的艺术档案，按分类向社会提供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电影艺术档案作商业性使用或者直接用于公众的文化娱乐活动。
第二十二条 向国家电影档案馆捐赠、寄存的艺术档案的单位和个人，对其档案有优先使用权，并可对捐赠和寄存的档案提出限制使用的意见，国家电影档案馆应当维护其合法权益。
第二十三条 国家电影档案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维护电影艺术档案中各类作品的作者和制片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四条 使用国家电影档案馆的馆藏档案，要按规定办理手续，缴纳有关费用。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事迹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各级电影主管部门应给予奖励：
（一）为发展电影艺术档案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
（二）收集、整理、保存、修复档案有显著成绩的；
（三）提供档案获得显著效益的；
（四）将重要或者珍贵档案捐赠给国家的。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经国家电影主管部门批准，并授权国家电影档案馆或由国家电影主管部门提请有关机关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有关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以行政处分，没收非法所得，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一）保管和使用影片档案发生超额损伤的；
（二）损毁、丢失和擅自销毁电影艺术档案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观摩、转录、复制电影艺术档案的；
（四）盗用电影艺术档案牟利的；
（五）利用电影艺术档案泄露国家秘密的；
（六）非法携带电影艺术档案出境的。
第二十七条 依照本规定，应送缴国家电影档案馆和应归入各电影制片单位档案机构保存的电影艺术档案，逾期未如数送缴归档或者借用未能如期归还的，由电影主管部门责令其如数送缴或者归还，并追究责任单位和当事人的责任。标准拷贝逾期未缴的，由国家电影档案馆提请国家电影主管部门决定，对责任单位处以该部影片一套制作工本费一至二倍的罚款，并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对国家电影主管部门做出的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广播电影电视部行政复议委员会提出复议申请。复议期间不停止处罚决定的执行。
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电影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鉴于影片素材管理的特殊需要，国家电影主管部门应依据本规定制定《影片素材档案管理办法》。
第三十条 本规定由广播电影电视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一九九一年二月一日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档案局发布的《电影艺术档案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