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航空交通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６６年４月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就两国间的航空交通问题，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一、缔约双方相互给予北京—莫斯科航线（以下简称“规定航线”）往返定期飞行的权利，中途经停乌兰巴托、伊尔库次克、鄂木斯克。
　　中国政府给予苏联政府指定空运企业在中国境内的规定航线终点站装卸往来国际的旅客、货物和邮件的权利，但中国与规定航线上第三国间的旅客、货物和邮件首先由中国与第三国间的现行航线运输。
　　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政府指定空运企业在苏联境内的规定航线终点站装卸往来国际的旅客、货物和邮件的权利，但苏联与规定航线上第三国间的旅客、货物和邮件首先由苏联与第三国间的现行航线运输。
　　二、根据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规定航线在缔约一方领土上的航路和经过缔约一方国界的空中进出口由缔约一方规定。
　　三、经过第三国领土的飞行应向该国政府取得许可。
　　四、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时，可飞越而不降停任何一个或多个中途地点。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的空运企业经营规定航线（以下简称指定空运企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指定苏联民用航空部的空运企业经营规定航线（以下简称指定空运企业）。

　　第三条
　　一、缔约一方应在本国境内为缔约对方经营规定航线指定所需的机场，以及为保证飞行安全所需的备降机场。
　　二、缔约一方应在本国境内向缔约对方的航空器提供飞行规定航线所需的无线电、技术灯光、气象和其它服务，并将这些服务设备、指定机场、备降机场以及在本国境内航路的资料通知缔约对方。
　　三、有关保证飞行安全和缔约双方在飞行方面的责任问题，由缔约双方民航当局处理。
　　四、缔约一方准许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使用其民航电台传递有关飞行动态、机务、商务和有关经营规定航线的其他问题的电报。
　　缔约双方同意在无线电通话、陆空通报和平面通报中采用双方同意的语言和国际间通用的航空简语的有关部分。

　　第四条　为经营规定航线有关飞行，旅客、货物、邮件运输，商务代理，特别是班期时刻，航班次数，组织加班，所用机型，运价，地面技术服务，财务结算等问题，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根据本国政府的法令规章另行协议，并报经缔约双方民航当局批准。
　　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将采取措施，使其运力尽可能满足规定航线上两国领土间的航空运输需要，并使双方航空器的商务载量均衡。

　　第五条
　　一、规定航线上载运旅客、行李、货物所征收的运价，应在合理的水平上制定，适当地照顾到一切有关因素，包括经营成本、合理的利润、航班特点（如速度和座位水平）和其他空运企业的运价。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或该航线的相等航段上所规定的运价应有相同的最低水平。
　　二、规定航线上的最低运价水平，应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协商制定，并报经缔约双方民航当局批准。

　　第六条　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航空器在缔约对方境内飞行时，应具有为国际飞行所规定的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并携带下列证件：
　　１．登记证
　　２．适航证
　　３．空勤组每一成员的有效执照
　　４．航行记录簿
　　５．机上无线电台使用许可证
　　６．空勤人员名单
　　７．注明起讫地点的旅客名单
　　８．货物、邮件仓单
　　缔约一方所颁发的或认为有效的上述文件，在缔约对方境内应认为有效。

　　第七条　缔约一方为缔约对方使用其航站，包括其建筑物、技术、导航、通讯等设备和服务所收取的费率和其它费用，由缔约双方民航当局协议。

　　第八条
　　一、缔约一方有关航空器从事国际飞行入境和出境，或航空器在其领土内经营和航行的法令规章，都适用于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的航空器。
　　二、缔约一方有关旅客、空勤人员、货物、邮件和航空器入境和出境的法令规章，包括护照、海关、货币、检疫的规章，都适用于缔约对方的旅客、空勤人员、货物、邮件和航空器。缔约一方在执行上述法令规章时，应避免对缔约对方航空器造成不必要的延误。

　　第九条
　　一、缔约一方应协助解决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为经营规定航线在其境内所需航空燃油、油料、润滑油的供应。如缔约一方无法协助解决缔约对方所需的航空燃油、油料、润滑油的供应，应准许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运入所需的航空燃油、油料和润滑油。
　　二、缔约一方应在其机场内对缔约对方的航空器、航空燃油、油料、润滑油、备用器材和其他财产采取对本国指定空运企业同样的警卫安全措施。

　　第十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行规定航线的航空器和留置在航空器上的航空燃油、油料、润滑油、备用器材、正常设备和航空供应品，包括该航空器在对方领土内所使用或消耗的在内，在它们进入或离开缔约对方领土时，应豁免关税、检验费和其它的捐税和费用，并须经缔约对方海关当局许可方得卸下。卸下的物品在重新运出前应在海关当局的监督下保管。
　　二、缔约一方准许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或其代表向其境内运入纯供经营需要的航空燃油、油料、润滑油、备用器材、正常设备和航空供应品、汽车以及宣传品，并豁免关税、检验费或其它的捐税和费用。这些物品在重新运出前应由海关监管。

　　第十一条　缔约一方给予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在其领土内规定航线的终点站派驻代表和必要的工作人员的权利，并对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代表机构的工作给予协助和必要的便利。
　　本条中所述的指定空运企业代表、代表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航空器的空勤人员，均应为缔约双方的公民。

　　第十二条　缔约一方允许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将在其领土内的收支差额汇回缔约对方。上述款项不纳任何捐税，不受任何限制。
　　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间关于相互提供服务和代售航空运输的结算办法，按照双方间有效的支付协定由指定空运企业直接规定。

　　第十三条　缔约双方应促使双方民航当局和指定空运企业，在遵守本协定的原则和履行本协定的条款方面，保持联系和密切的合作。

　　第十四条
　　一、缔约一方应负责对在其领土内遇险的缔约对方的航空器提供必要的技术服务和采取实际可行的搜寻和营救措施。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航空器如在缔约对方领土内失事，致有死亡、重伤或航空器有重大技术损坏时，缔约对方应尽早通知航空器所属的缔约一方并对其空勤人员和旅客给予一切必要的协助，保护航空器上的邮件、行李和货物，并按照其规章调查失事情况。该缔约一方有权指派观察员出席调查；负责调查的缔约对方应将调查报告和结果通知航空器所属的缔约一方。

　　第十五条　如缔约一方认为需要修改或补充本协定的任何条款，可建议缔约对方进行磋商；此项磋商可在民航当局之间进行，并应于一方收到建议之日起六十天内开始。双方同意的任何修改补充，经缔约双方通过外交途径确认后生效。

　　第十六条
　　一、缔约双方如对本协定的解释或实施发生争执，缔约双方民航当局应首先设法本着友好和互谅的精神通过协商解决。
　　二、缔约双方民航当局如未能通过协商求得解决，上述争执应由缔约双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十七条　本协定自缔约各方完成立法程序以照会相互通知之日起生效。
　　缔约一方如欲终止本协定，应以书面通知缔约对方。本协定应在缔约对方收到该项通知之日起满十二个月时终止，除非在此期限内该通知经双方协议撤回。

　　第十八条　本协定生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签订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间建立定期航空交通的协定及其议定书即行失效。
　　本协定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日在莫斯科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俄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
　　全　　权　　代　　表　　　　　　　　全　　　权　　　代　　　表
　　　　潘　自　力　　　　　　　　　　　　　　　耶·洛吉诺夫
　　　　　（签字）　　　　　　　　　　　　　　　　（签字）
刍议我国政府采购法中的缺位

------谷辽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自2003年1月1日实施，至今已有两年多。随着全国政府采购规模逐年不断扩大，各地政府采购方面所出现的问题和争议也随之增多，政府采购本身所存在的缺陷也日渐显现，如：公开招标为政府采购对象的主要方式却没有具体的程序性规定，而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采购等非主要采购方式却在这部法律中有详尽的操作规程和适用条件;工程采购已纳入政府采购主管范围而职能部门却无力实施其职责；非主要的采购方式在我国政府采购法中虽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但采购主体广泛采用这些方式却没有受到相应的约束和制衡；法律明确授权制定行政法规而由于行政权配置问题，相关部门争权夺利，致使这部政府采购的行政法规迟迟不能出台。限于篇幅，本文仅对我国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即公开招标制度所存在的缺位进行论述（注：其它采购方式的缺位和失衡，详见谷辽海所撰写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政府采购案例评析》，该书共三卷，在案例评析的基础上，更多是政府采购法理分析）。
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政府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方式有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等；在这些采购方式中，公开招标被作为政府采购对象的主要采购方式。公开招标采购方式具有信息发布透明、选择范围广、竞争范围大、公开程度高等特点，与其他采购方式相比，无论是透明度上，还是程序上，都是最富有竞争力和规范的采购方式，也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开、公正、公平原则，从而也是最大程度地扼制腐败的有效措施。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公开招标作为主要的采购方式。故我国的政府采购法也将此制度作为法定的主要方式。
我国《政府采购法》实施以来，实践中，公开招标始终是政府采购对象中的主要采购方式。然而，公开招标采购过程（包括采购对象的审批、招标、投标、开标、评标、定标、中标、授标等环节）中所存在的泄露保密资料、陪标围标、歧视排斥投标、黑白合同等违法现象几乎都是公开的“秘密”。这类违法行为屡见不鲜的原因一方面是与我国的诚信体系建设有关，更重要的则是法律制度上所存在的种种缺陷所致。公开招标虽然也为我国所明确规定的首选方式，但什么样的情形下适用这一主要采购方式，怎么样来展开公开招标的采购程序，我国的政府采购法中均无详细的章节描述。此外，政府采购法分别将货物、工程和服务这三类政府采购对象，适用不同的法律来调整。其中规定工程采购适用我国《招标投标法》，而货物和服务的公开招标适用什么样的法律来调整却没有任何的规定。以下，笔者一方面就现行法律的缺位进行阐述和分析，另一方面，对我国相关的行政规章与法律的冲突内容进行剖析。
一、我国政府采购法中公开招标法律程序的缺位
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四条规定，政府采购工程进行招标投标的，适用招标投标法。笔者认为，此规定所存在的法律漏洞有：其一，政府采购对象中的货物和服务应该适用《政府采购法》的规定进行公开招标；其二，工程采购不适用政府采购法，但这与政府采购法第二条所规定的适用范围相矛盾；其三，与工程相关的货物和服务的公开招标在适用法律方面遇到两难的境地，不论是选择《政府采购法》还是《招标投标》的规定，都将遭遇法律障碍；其四，工程如果是通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等非公开招标方式则适用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其五，工程采购如果非公开招标则可以排除《招标投标法》的强行性规定。对于前述所存在的漏洞试分析如下：
其一，货物和服务的公开招标应该适用《政府采购法》的规定进行。由于法律明确规定，工程的公开招标适用我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也就意味着货物和服务的公开招标不适用《招标投标法》。然而，我国《政府采购法》又没有对货物和服务进行公开招标的具体操作规程，这样以来，势必就造成法律适用方面的真空状态，为政府采购主体任意选择采购方式开了方便之门。由于采购主体对采购方式的随意选择权不受任何法律监督，那么法律所要求的采购过程中的透明度、公平和公正，也就形同虚设。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下，供应商的权利受到侵害也就无从救济。
其二，工程采购不适用政府采购法，但这与政府采购法第二条所规定的适用范围相矛盾。法律明确规定，工程采购适用《招标投标法》，意味着采购主体、投标供应商的权利义务、招标采购的全部程序、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都应该适用《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这样以来，政府采购法第二条的适用范围和调整对象应该进行相应的修改。货物、工程和服务这三类政府采购对象就需要减去“工程”这一项。否则，必然会造成法律适用方面的冲突和矛盾。在目前所存在的法律盲点的情形下，政府采购采购当事人所实施的各种违法行为，主管部门很难有效地行使相应的行政主管权。因为工程的公开招标是属于财政部门管理还是属于城建或者交通或者发改等部门，各职能部门的监管职责将会出现相互推卸的情形。
其三，与工程相关的货物和服务的公开招标在适用法律方面遇到两难的境地，不论是选择《政府采购法》还是《招标投标》的规定，都将遭遇法律障碍。如果工程采购不适用政府采购法的规定，那么根据《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与工程相关的货物和服务存在法定情形的也必须公开招标采购。《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前款所列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由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法律或者国务院对必须进行招标的其他项目的范围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这样以来，与《政府采购法》又有冲突了！我国政府采购法所指的工程中并不包括货物和服务的采购而是指建设工程，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装修、拆除、修缮等。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有多种方式，不论是以那种方式都没有规定要适用《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这样以来，同是工程建设，由于存在工程中的货物和服务的采购对象，因而同一项目也就存在多头管理，这一方面给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了监管的难题，另一方面也给违法行为人大开了方便。
其四，非招投标方式采购工程也就排除了《招标投标法》的适用。这又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由于政府采购方式除了公开招标，还有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等非公开招标方式。根据则政府采购法第四条的规定，如果政府采购工程不是通过招标投标活动，则只能适用政府采购法的规定。但我国《招标投标法》规定，只要是使用了国有资金的，都必须进行招投标。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况且这部法律对此又没有除外规定。这样以来，两部法律对于采购工程就有了不同的标准，由于两部法律都是属于同一位阶的，因而又造成了在适用法律方面的冲突。
根据以上所述，我国政府采购法在招投标程序、工程这一采购对象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存在着巨大的漏洞。出现这一现象的最根本原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是我国各行政职能部门为各自先前所拥有的行政职权进行抗争的结果，是各权力部门“维权”现象在政府采购法中的体现。为维护我国法制的统一，为履行政府职能，货物、工程和服务的政府采购行为必须要有规范的采购方式和程序，明确各采购方式所适用的范围和条件；其次，要有规范的采购程序，采购主体才能依照法定的程序开展采购活动，从而便于政府采购主管部门进行规范化管理和监督检查。总之，为了政府采购市场的统一，为了保证政府采购有序、健康地发展，政府采购法必须设专门的章节规定政府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公开招标程序。
二，我国政府采购的行政规章难以弥补法律的阙漏
2002年6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本法实施的具体步骤和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法律颁布至今已经两年多的时间，人们千呼万唤的行政法规《政府采购实施细则》仍然深居闺阁。随着政府采购中的违法现象普遍上升，我国财政部终于2004年8月先后出台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中央单位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等部门规章。这些行政规章从法律的效力和位阶来说，都是非常低的，很难对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公开招标活动进行有效管理。就招投标活动的行政规章来说，我国已经有许多的部门规章，国家发展委、交通部、铁道部、建设部、信息产业部等都有相应的规章。由于各行业有各自的职能和主管范围，适用各自的部门规章。所以，如果要形成全国统一的政府采购市场，必须要有一部凌驾于各部门规章之上的行政法规，从而才能避免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权利之争。下面，笔者具体谈一下，财政部的行政规章难以弥补法律的阙漏问题。
（一）采购对象的公开招标应该遵循我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根据我国宪法的位阶理论，《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都是属于同一位阶的，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应该优先于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适用。根据我国《招标投标法》第二条规定，这部法律适用于中国境内的所有招标投标活动，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政府采购法没有规定货物和服务公开招标的详细内容，故应该遵循《招标投标法》所规定的内容。除非前述两部法律都没有规定公开招标的内容，在此情形下，才可以适用相关的行政规章。由于公开招标已有法律规定，且有具体的操作规程，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内容，根据责任法定原则，政府采购活动中如果违反《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将受到这部法律的相应制裁。反之，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二）行政规章与法律相冲突的内容无效。供应商是政府采购中的当事人之一，在公开招标活动中，为谋取非法利益，投标供应商与采购主体串通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等违法行为屡见不鲜，法律已有相应的禁止性规定。但财政部的规章比招标投标法所规定的内容扩大了处罚幅度，显然应属于无效。对于供应商的前述违法行为，根据财政部《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投标人应该同时被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等三类的行政处罚，而我国《招标投标法》对前述投标人的违法行为所给予的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分别是：其一是罚款，其二是，情节严重的，一年至二年内被禁止参加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这里的禁止交易，法律所赋予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的幅度是一年至二年，不能超过二年，且必须是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才能实施禁止交易；而行政规章赋予行政主体享有一年至三年内的自由裁量权，且不需要具备情节严重。显而易见，这是违反了法律羁束规定。
笔者在财政部的几个规章中，还可以寻找到许多类似前述超越法定权限的规定内容。由于行政处罚内容违反法定权限，一旦被处罚人诉诸法律，将会产生不利于行政主体的法律后果。而导致这一后果的正是行政规章所规定的。
根据前述，我国《政府采购法》存在着许多的缺陷和漏洞。除了前述已经谈及的，还有的是我国政府采购法没有明确规定专家评审制度。专家评审制度在我国政府采购方式中有着关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论是公开招标，还是其它采购方式，都需要成立专家评标委员会或称专家评审小组。由于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财政部虽然专门出台了一部专家评审的行政规章，正如笔者在前述谈到的位阶和效力问题，我认为，很难有效地规范政府采购中的公开招标的采购方式，同样，对其它非主要的采购方式也是一样。
作为政府采购实践中的一名法律工作者，几年来的实务工作，笔者既有担任采购主体法律顾问的，也有供应商的。面对着一本本卷宗，一堆堆的问题，以及采购当事人渴望帮助的眼神，有着十六年法律职业人生涯的我，在我国的《政府采购法》面前，有时竟然束手无策，爱莫能助！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地翻阅着法律条文，摆在面前的问题有时还是无法解决。故本文对我国《政府采购法》在实际执行中所存在的问题，需要修改和完善的条款，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从而在我国真正建立起高效、先进、健全、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财政资金分配、使用、管理制度，使我国的政府采购得以有效运行和迅速发展。
总而言之，我国的政府采购任重而道远。


（注：本文作者系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律师。本文原文内容选自谷辽海编著、由群众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的《中国政府采购案例评析》第一卷，本次发表时经过删节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