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关于将难民署驻华任务代表处升格为代表处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日）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系按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日联合国大会第３１９（ＩＶ）号决议成立。
　　一九五０年十二月十四日联合国大会第４２８（Ⅴ）号决议通过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章程》特作规定：高级专员秉承联合国大会授权行使职权，一方面对本《章程》所规定之难民予以联合国所主持之国际保护，一方面协助各国政府，并在取得各有关国家政府同意后协助私人组织，鼓励难民自愿回国或与新国度同化，以期永久解决难民问题。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系按《联合国宪章》第２２条设立的一个附属机构，是联合国的组成部分，其地位、特权与豁免由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一九五一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一九六七年议定书的缔约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希望商定条件，难民署将据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代表处以取代目前的难民署驻华任务代表处。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达成本协定。

　　第一条　定义
　　为了本协定的目的，将采用下列定义：
　　１、“东道国”或“国家”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２、“政府”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３、“难民署”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４、“高级专员”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或代理高级专员。
　　５、“双方”指政府和难民署。
　　６、“公约”指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
　　７、“难民署代表处”指难民署驻华代表处在东道国占有或维持的所有办公室、房舍、装置和设施。
　　８、“难民署代表”指驻东道国代表处的难民署首席官员。
　　９、“难民署官员”指按《联合国工作人员规定和条例》聘用的所有难民署工作人员，但联合国大会第７６（Ⅰ）号决议规定的当地雇员及按小时计酬的人员不在其内。
　　１０、“出差的专家”指除难民署官员以外的为难民署执行公务的个人。
　　１１、“难民署人员”指难民署官员、出差的专家。

　　第二条　本协定的目的
　　本协定包括了有关的基本条件，根据这些条件，难民署将按其授权与政府合作，将其在东道国所设任务代表处升格为代表处，并为了在东道国的难民的利益，履行国际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的职责。

　　第三条　政府与难民署之间的合作
　　１、政府与难民署在为难民提供国际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合作，应在《联合国难民署章程》、联合国通过的其他有关决定和决议以及一九五一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３５条和一九六七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第２条的基础上进行。
　　２、充分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权为本协定各项规定所必不可少的基本原则。
　　３、难民署代表处在难民项目的筹备和审查方面与政府保持磋商和合作。
　　４、对于由政府执行的任何难民署资助项目，包括政府和高级专员承诺向难民提供的资金、生活用品、设备、服务及其他方面的援助在内的各种条件，应在由政府和难民署共同签署的项目协议中作出规定。
　　５、在与政府协商与合作的情况下，难民署人员可在任何时候，不受干扰地接触难民，并进入难民署项目工地，以便监督项目各阶段的执行情况。

　　第四条　难民署代表处
　　１、政府欢迎难民署将其在东道国首都北京市的任务代表处升格为代表处，以便继续向在东道国的难民提供国际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
　　２、难民署代表处将按其授权履行职责，此外，还将继续完成原任务代表处的职责，即协助政府做好在华印支难民的安置工作，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协助、促成其自愿遣返。
　　３、难民署在征得政府同意后，可指定难民署驻东道国代表处为地区代表处，并将派驻官员的人数和级别以书面形式通知政府。
　　４、难民署代表处将履行高级专员授予的有关难民的职能，其中包括在征得政府同意下，难民署同东道国国内的经合法登记的、与其业务有关的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联系。
　　５、难民署代表处将与政府有关部门保持联系，并将难民署的有关政策、准则和程序，及联合国的其他人道主义行动、计划通知政府。

　　第五条　难民署人员
　　１、难民署在征得政府的同意后，可根据需要增派驻东道国代表处的官员或出差的专家，以更有效地履行国际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职能。
　　２、难民署可指派官员访问东道国，旨在同政府或涉及难民工作的其他方面的对应官员就以下问题进行磋商与合作：（１）国际保护与人道主义援助方案的审查、准备、监督和评估；（２）由难民署提供的生活用品、设备及其他物资的运输、接收、分发或使用；（３）寻求难民问题的永久解决；（４）与执行本协定有关的其他任何问题。

　　第六条　为执行难民署人道主义方案提供便利
　　１、政府在与难民署达成协议后，需为难民署官员、出差的专家提供必要的便利，以便迅速、有效地在东道国执行难民署为难民提供的人道主义方案。
　　２、政府在与难民署达成协议后，协助难民署官员寻找合适的代表处办公用房。
　　３、政府需确保随时向难民署代表处提供必要的公用事业服务，而且在平等的条件下提供此类服务。
　　４、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确保难民署代表处房舍及其人员的安全。
　　５、政府为难民署国际雇员寻找合适的住房提供便利。

　　第七条　特权与豁免
　　１、政府应将其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一日加入的《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的有关条款适用于难民署及其资金、财产、资产和官员。
　　２、在本条第１款不受影响，并且不与东道国法律、规章有抵触的情况下，政府应特别给予难民署本协定第八条至第十四条所规定的特权、豁免、权利与便利。

　　第八条　难民署代表处的资金与财产
　　１、难民署及其资金与财产，无论在何处、由何人掌管，应免除一切形式的司法程序，在特殊情况下其明确放弃豁免权除外。
　　２、难民署代表处的房舍不可侵犯。难民署的资金与财产，无论在何处、由何人掌管，不受任何行政、司法或法律行动的搜查、征用、没收和其他任何形式的干预。
　　３、难民署的档案以及属于它或它所收藏的所有文件不可侵犯。
　　４、关于难民署的资金、资产、收入和其他财物：
　　（１）难民署运进的直接公务用品，按政府有关规定免予交纳关税和其他税；
　　（２）难民署正式出版物的进出口免于交纳关税及其他相关的进口税，并不受禁止和限制。
　　５、难民署或受难民署委托的国家或国际机构代办的任何向难民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进出口免除一切关税及其他相关的进口税，并不受禁止和限制。
　　６、难民署应享受最优惠的法定汇率。

　　第九条　通讯设备
　　１、难民署在其公务通讯方面应享受与政府给予其他政府间组织和国际组织同等的优惠待遇。
　　２、政府确保难民署公务通讯和信函不可侵犯，并不对通讯和信函实施检查。
　　３、难民署有权使用密码，通过信使或加封邮袋收发函件，并享有与外交信使和邮袋同样的特权与豁免。
　　４、难民署有权按联合国登记频率和政府分配的频率使用电台和其他通讯设备在各代表处之间、在东道国国内或国外，特别是与日内瓦总部进行业务联络。

　　第十条　难民署官员
　　１、Ｐ２级以上不具有东道国国籍的难民署官员在东道国期间享受下列便利、特权与豁免：
　　（１）执行公务时的口头讲话或书面文字及所有行为不受法律追究；
　　（２）公务用品免受检查或扣留；
　　（３）免于服兵役或其他义务；
　　（４）难民署付给的工资或其他报酬免予交纳税金；
　　（５）免费办理并签发签证、证件或所要求的工作许可证，在东道国对外开放的城市、地区进行必要的自由行动，以便执行难民署的国际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方案；
　　（６）在东道国内自由持有或保留外汇、外汇帐户、可动产以及在终止与难民署的受雇关系后，有权从东道国带出其有正当理由的合法财产；
　　（７）处于国际危机时，他们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享有与外交使节同样的保护和遣返便利；
　　（８）有权免税进口直接需用数量的自用品和家庭必需品，包括根据东道国有关规定进口机动车辆。
　　２、难民署行政、技术人员到任半年内运进的安家物品，包括根据东道国有关规定进口机动车辆，享有上述第十条第１款第（８）项所规定的免税特权。

　　第十一条　出差的专家
　　Ｐ２级以上为难民署出差的不具有东道国国籍的专家应享受有助于其独立行使职能的便利、特权与豁免，尤其是：
　　（１）免受逮捕或拘禁；
　　（２）执行公务时的言论、文字或行为不受法律追究；
　　（３）在持有货币或兑换限制方面享有与临时出差的外国政府代表同样的便利；
　　（４）其个人行李享有与外交使节同样的豁免和便利。

　　第十二条　通知
　　１、联合国难民署应将其派驻东道国代表处的成员的姓名、职务、受其赡养者的姓名及出差的专家的姓名、职务及其职务变动等情况提前或及时通知政府。
　　２、政府按本协定向难民署官员、出差的专家及受其赡养者颁发证明其身份的特别身份证。

　　第十三条　豁免的放弃
　　给予难民署人员以特权与豁免是为了联合国难民署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有关人员的个人利益。联合国秘书长可以在他认为豁免将有碍司法的进行时终止任何难民署人员的豁免权，但这种终止并不影响联合国难民署的利益。

　　第十四条　特权和豁免的滥用
　　难民署应采取措施确保本协定规定的特权和豁免不被滥用，一旦发生滥用，应尽速与政府进行磋商。

　　第十五条　遵守东道国法律
　　享有特权豁免的难民署人员有义务遵守东道国法律和规章，并有义务不干涉东道国内政。难民署代表处的房舍、财、物等不得用于与其职责不相符的事宜。

　　第十六条　争议的解决
　　东道国政府与难民署由于本协定而产生的任何争议或与本协定有关的争议应通过谈判或其他双方同意的方式友好解决。倘若无法解决，可应任何一方的要求将争议提请仲裁。每一方任命一名仲裁人，由此产生的两名仲裁人再指定第三名仲裁人，第三名仲裁人作主席。如果在提出仲裁后的三十天内无一方任命仲裁人，或在两名仲裁人任命后十五天内尚未指定第三名仲裁人，任何一方可要求国际法院院长任命一名仲裁人。仲裁人的所有决定均需两票赞成。仲裁程序由仲裁人确定，仲裁费用由仲裁人进行评估，由双方分摊。仲裁书应包括一项有理有据的声明，作为双方接受的最终裁决。

　　第十七条　总则
　　１、本协定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直至按本条第４款的规定终止。
　　２、本协定中未作规定的任何事宜则由双方根据联合国适当机构的有关决议和决定予以解决。一方对另一方根据本段提出的任何建议应给予充分而富于同情的考虑。
　　３、政府或难民署可就本协定的修正提出要求进行磋商。修正部分由双方以书面协议的方式作出。
　　４、缔约双方中任何一方以书面形式将其终止本协定的决定通知另一方的六个月后，本协定则终止生效。
　　下面的签署人分别为政府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正式任命的代表，他们代表双方签署本协定英文文本和中文文本，一式两份。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本协定于９５年１２月１日在日内瓦签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联合国难民事务
　　　　　　政府代表　　　　　　　　　　　　高级专员署代表
　　今年1月一则倒卖车票的新闻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广东佛山一对新婚夫妇帮助农民工网上订票，因每张加收10元手续费，且总额较大，构成“情节严重”而面临刑事处罚。近年来，随着铁路客票销售方式的改进与打击倒票犯罪力度的持续增强，倒票方法也不断更新，假借互联网发布车票转让信息而行倒票之实的预约式倒卖的新型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新趋向。同时，由于该种方式更具隐蔽性，极大地增大了甄别犯罪活动的难度，为倒卖车票罪的法律适用提出了新的课题。

　　一、预约式倒卖车票行为的特点

　　在以往的倒票犯罪案件中，倒票人员都是采用囤积的倒卖方式，其特点就是在没有旅客预订的情况下，事先购入大量紧俏车票，等到时机特定再肆意抬高价格，迫使旅客高价购买。公安机关侦破此类案件时，注意力主要放在对“票”的控制上，通过对售票窗口的巡视，对形迹可疑人员进行盘查，以及根据情报线索对重点人员实施监控等。但是，近年来，倒票方式出现一个新变化，即倒票人员利用电话、互联网信息平台以及开设非法售票点，以为旅客提供车票预订服务为名义而加价倒卖的方式呈现上升态势。如果将前一种倒票方式形象地称之为囤积式倒票，那么后者可以被概括为预约式倒卖。

　　关于预约式倒卖，学界与司法实务中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笔者认为预约式倒卖是指倒票人员通过电话订票，开设非法售票点以及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发布车票转让信息，按照（具体）购票者的要约购入（特定）车票，而后加价卖给购票者的行为。这种预约倒票在北京铁路两级法院近三年所审理的倒卖车票案件中占到四分之三，其与传统的囤积倒票方式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倒票手段多样。倒票人员借助现代即时通讯技术，通过电话订票、开设非法售票点以及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发布车票信息等多种途径获得客源信息,较之囤积倒卖在车站守株待兔式的倒卖手段，预约倒卖无疑在手段上得到了拓展。

　　2．倒票数量巨大。倒票手段的扩展致使其在获得客源信息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从案件的审理情况来看，预约倒票案件的票面数额巨大，有的甚至达到十几万元，非法获利数额也有数万元之多。

　　3．倒票方式隐蔽。由于“预约”倒卖借助现代即时通讯技术扩展了倒票手段，摒弃了囤积倒卖以车站为中心现倒现卖的模式。同时，预约倒票人员往往在售票窗口购买不同时间、地点、车次的车票，与普通旅客购票难以区分。

　　4．案件侦破困难。由于倒票人员作案方式极为隐蔽，加之线索来源少，公安机关很难查获。同时，倒票人员为了逃避责任，不设立流水账目，并往往携带少量车票，导致司法机关起获的车票票面数额不高，难以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预约式倒卖车票案件相关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一）预约式倒卖是否应当与囤积式倒卖区别处理

　　对于依旅客委托而产生的预约倒卖，是否应当与囤积倒卖区别对待，在司法实践中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预约式倒卖不应作为犯罪处理。理由是：依特定销售对象的委托而产生；加价完全出于购票者的自由意志；加价本身可以视为倒票人员的服务费和相关必要支出；没有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另一种意见认为，预约式倒卖是一种倒卖行为，同样侵害了国家对车票的管理秩序，只要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就应认定为犯罪。

　　笔者认为，从刑法有关倒卖车票罪的规定来讲，倒卖车票罪被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类罪中，主要保护国家对车票的管理秩序。从铁道部及相关部委出台的规范文件来看，管理秩序体现在规范铁路客票销售资质、销售方式以及售票收费等方面。凡属违反上述车票管理规定的行为，均可认定为“倒卖”。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倒卖车票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所规定的“情节严重”标准，仅包含票面数额与非法获利两方面内容，未对行为方式与情节严重的关系作出任何规定。因而，预约式倒卖与囤积式倒卖本质相同。因此，当行为人实施预约式倒卖，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理应按照倒卖车票罪处罚。

　　从实质意义上看，预约式倒卖完全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代理行为。虽然预约式倒卖行为人在表面上基于具体购票人的委托，按其要求购买特定的车票，具有一般民事委托行为的特征。但是，根据国家计委、铁道部《关于规范铁路客票销售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及相关规定，具备铁路客票销售权的只有铁路运输企业设立的售票点、铁路运输企业以外的其他社会经济组织或个体工商户经铁路主管部门批准，并在当地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注册登记开办的铁路客票代理销售点以及铁路合同订票单位。非经法定程序批准，不得擅自经营。因此，预约式倒卖从对象上看就不能视为民事委托行为。同时，预约式倒卖所收取的费用不同于一般的服务费、劳务费。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2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15条、第18条至第20条的规定，国家铁路的旅客票价实行绝对政府定价制。另一方面，依照《通知》规定，国家对于火车票的相关费用也作出了较为明确的限制性规定。

　　尽管我们肯定了预约式倒卖也应当按照倒卖车票罪处罚，但是我们认为其与囤积式倒卖在情节严重程度上存在着较大的区别。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是否侵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上。预约式倒卖基于购票者的要约，委托其订购特定时间、目的地、车次、座位以及数量的车票，因而在该种倒卖行为中购票者是完全自愿的。囤积式倒卖通过套购大量票源紧张的车票，人为地制造紧张气氛，并利用旅客急于出行的迫切心理，迫使其高价购买。由此看来，囤积式倒卖严重侵害了购票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们认为两种行为方式在量刑上尽量做到区别有度。对于预约式倒卖，由于其社会危害程度较轻，可以多考虑适用非监禁刑或单处罚金。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行为人出于方便群众的意图，在一定范围内（如学校、单位等）为他人代购车票，加价相当于或略高于其必要的支出，由于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大，我们认为不宜按照犯罪处理。

　　（二）取得铁路客票经营资质的单位、个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

　　这主要包括两个问题,第一，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铁路主管部门批准的单位、个人，代售火车票加价牟利，是否构成倒卖车票罪。一种意见认为倒卖车票罪只要求一般主体即可，任何单位、个人索取或收取任何超出政府法定价格之外的费用，都属于倒卖行为，应当构成倒卖车票罪。另一种意见认为，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铁路主管部门批准，说明已取得经营客票合法资格，合法的经营不存在倒卖的问题。

　　第二，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未经铁路主管部门批准，代售火车票加价牟利，是否构成倒卖车票罪。一种观点认为，未得到铁路主管部门的授权或委托，故不具备处理国家铁路运输事务的权力，如果其符合定罪标准，应认定为倒卖车票罪。另一种观点认为，只要相关行政机关批准，就已经具备了法定的经营资质，至于铁路主管部门的批准是一种企业内部规定，不具备法定效力。

　　笔者认为，首先，国家对铁路客票经营资质的取得加以严格的限制与管理。根据《通知》规定，目前合法经营火车票业务的方式主要有代售与代订两种。代售是指具有一定的营业条件和经营规模的单位或者个人经向铁路部门申请并取得许可后，持有当地工商、税务等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有代售火车票营业项目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文件后，按规定在特定的场所代表铁路销售单位销售火车票，并按规定标准收取服务费用的行为。代订是指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宾馆、招待所等为吸引旅客住宿，方便本系统职工出行，与铁路部门签订团体订票合同而取得售票资格后，按要求向铁路售票部门订购车票的行为。因此，凡不具备以上条件者，代售、代订铁路客票牟取利益的均属于非法经营范畴。至于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未经铁路主管部门批准，只能被认为其已经具备代售火车票的服务性企业能力，同样属于非法经营。

　　其次，具备铁路客票经营资质不等于合法经营。根据《通知》规定， 铁路运输企业、铁路客票销售代理点、铁路客票代办单位等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名义、任何形式在客票预订、销售环节加收除送票费、铁路异地售票手续费以及铁路客票销售服务费外的任何费用。同时，对于具备铁路客票经营资质者在铁路客票预订、销售环节有下列行为之一，可以倒卖车票罪追究刑事责任：

　　1.铁路客票代办单位囤积车票，加价出售的。

　　2.铁路客票售票点、代售点、代办单位，明知是倒卖铁路客票的不法单位或个人而向其提供车票的。

　　3.个人以营利为目的，买进铁路客票后又高于买进价卖出，或变相加价，从中渔利的。

　　最后，具备铁路客票经营资质者在代售、代订火车票的过程中超标准收费或者超出订票范围，囤积车票，收取高额费用，其行为严重侵害了国家对车票的管理秩序。同时，因上述人员在票源上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故其倒卖车票的行为要比非法经营者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更加恶劣。

　　因此，具备铁路客票经营资质者在销售车票的过程中如果有超标准收费或者超出订票范围、囤积车票、收取高额费用的行为，应当严格依照倒卖车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适当从重处罚。

　　（三）铁路客票销售服务费是否应当计入非法获利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