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证明责任特征

作者：姜琳炜 华东政法学院诉讼法学研究生

内容提要：证明责任具有独有的特点,包括证明主体的特定性即证明责任的承担者并不是任意的；证明责任根据法定性或者说证明责任的法律规范性；证明责任运作的职权性，由负有相关职权的机关承担；证明责任过程的时限性，证明责任要在特定期限内完成。
关键字：证明责任 法定性 职权性 时限性

诉讼证明责任不仅仅是诉讼证据理论研究的热点，对实践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直以来，法学界关于证明责任的争议，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但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混淆不清，证明责任的法律属性也存在多种学说争议。首先笔者认为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同时具有一定联系性；其次，关于证明责任的法律属性笔者比较赞同“败诉风险负担说”，认为责任就是责任，既不是权利也不是义务，但不可否认带有一种义务性的倾向。证明责任与法律风险相联系，负有证明责任的主体如果不承担责任，就可能导致所认定或主张事实不能成立的法律风险。
证明责任是诉讼证明中所确立的一种特定的责任，与其他普通证明的责任相比，这种特定的责任有它独有的特点。
一、诉讼证明责任主体特定性
普通的证明活动中，证明责任的承担主体不是特定的，可能由相关的任意人承担，但在诉讼中，证明责任必须是法律赋予特定诉讼主体来承担，但并不是所有诉讼主体都有资格承担证明责任。
在刑事诉讼公诉案件中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是证明责任的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公安机关负责大多数刑事案件的侦查，在进行立案侦查的时候，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也就是必须收集、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是否有犯罪事实发生，犯罪行为是否为犯罪嫌疑人实施。如果公安机关不承担这一系列证明责任，就根本无从进行侦查行为，自然也就无法把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即使移送到检察机关也要承担被退回补充侦查的危险。同理这种证明责任适用于国家安全机关。
人民检察院也是证明责任的主体，审查起诉的过程是人民检察院证明案件是否符合向法院提起公诉的条件的过程。在审查起诉时，人民检察院必须收集足够的证据，并且证明确实符合起诉条件或者不符合起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所作决定（包括起诉决定或不起诉决定）能被认可。
我国的诉讼结构形式采用复合型诉讼结构，在侦查、起诉阶段体现了线形的诉讼结构，在审判阶段体现了三角结构。据此，人民检察院在侦查、起诉阶段承担的是证明责任，在审判阶段承担举证责任，只负责将侦查、起诉阶段查证属实的证据提交法庭并进行控诉即可。如果在审判阶段仍然承担证明责任会有越权之嫌，导致另一角度的控审不分。
虽然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是刑事诉讼主体，但不是诉讼证明责任的主体，根据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以及国内法律的规定，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有罪，按79年《刑事诉讼法》的诉讼理念，被告人处于被追诉的地位，已被当然认为是罪犯，所以只能坦白交待自己的所谓罪行。96年对《刑事诉讼法》进行重大修改以后，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发生了变化，由诉讼客体变为诉讼主体，法律规定被告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这里的如实回答不能被看作是被告人的证明责任。因为如果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将会使司法人员推卸责任，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人权，与诉讼基本原理相违背；同时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特殊的诉讼地位，受羁押的状态使其无法承担证明责任；强加责任可能仍然导致刑讯逼供。基于以上原因被告人不应承担证明责任，不能自证有罪，无论被告人是否如实回答都不能减轻或解除司法人员的证明责任。当然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可以提出证明自己无罪或罪轻的证据，但这不是他们所承担的证明责任，而是法律赋予其辩护权。
自诉案件中，自诉人应对起诉承担举证责任，必须向人民法院提出证明被告人侵犯其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证据。如果自诉人体不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其起诉的请求就不能成立，但一旦自诉被受理，审理自诉案件的人民法院就应承担调查、核实证据，并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作用。由于自诉案件涉及当事人的隐私、家庭纠纷等问题，采用公诉方式不利于案件的处理。法律对适用自诉案件的情形的规定多数与较轻的刑事犯罪，自诉人完全有能力自行收集证据，而且能够证明被告人犯罪的证据多半掌握在自诉人手中。
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是证明责任的主体，在诉讼中必须对自己提出的请求提供证据，负担举证可能造成的不利诉讼后果。严格来讲，当事人承担的是举证责任，仅是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并不承担案件的全部证明责任。
在行政诉讼中，原告由于其身份、地位的普通性，无法也不应当成为证明责任主体。被告，即行政机关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
在诉讼中人民法院究竟是不是证明责任的主体，理论界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人民法院不具备承担证明责任的条件和基础，同时人民法院不负证明责任是控审职能分离强化公诉职能的需要。 我们认为，在我国人民法院不应成为消极仲裁者，无论是在刑事、民事、还是行政诉讼的审判过程中都负有证明责任，是证明责任的主体。法院为保证其审判的正确性，必须对双方的叙述和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判断双方谁是孰非，同时要收集必备的证据，来证明判断的正确性，这本身就是一种证明过程。尽管控审职能分离的基本要求是法院地位中立，法院只是负责审判，不能进行追诉，但是法院的证明活动并不属于追诉性质，而是查明案情的需要。那些认为人民法院不是证明责任的主体的学者，只是混淆了证明责任的含义，认为证明责任必须以证明主张为前提，从而得出人民法院不是证明责任的主体的结论，而实质上证明责任并不以证明主张为前提，而是以职权为前提，人民法院因形式审判权而成为证明责任的主体。
二、证明责任根据法定性
《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和调查证据。”实质上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承担证明责任，而且必须承担证明责任。
刑事证明责任同刑事诉讼的理念及构造有密切的关系，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的传统理念是“实体真实”， 刑事诉讼中强调依法充分的发挥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的作用，尽可能的查明犯罪事实，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证明责任约束的对象是法官。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是源于自然正义的“正当程序”， 刑事诉讼强调程序公正，重视保护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为核心的基本人权不受国家机关非法侵犯。证明责任约束的对象是当事人。尽管理论上如是说，但是在两大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对于证明责任的规定都未能体现在法律中。《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对于证据的规定的诸多条文中只有190条第1项指出“证据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而获采纳。法官采用裁定的方式立即排除法律所禁止的证据和明显多余或意义不大的证据”与证明责任稍接近，但从这一条文中也难发现证明责任的法律规范性。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则具有这一规范性。
《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法律规定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承担证明责任。
《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这是我国法律首次规定举证责任的概念。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证明责任，但是在第35条、36条中体现了人民法院对证据的收集和保全。换而言之，在行政诉讼中，被告负有举证责任，人民法院承担证明责任。
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中，直接从当事人平等的原则和事物的盖然性出发设置举证责任分担的原则，根据平等的思想，当事人在诉讼中处于平等的地位，只有适当的分担责任才能达到法律实现公平正义的目的，原、被告都没有必要对全部案件事实负举证责任，而应予以适当的分担才能实现诉讼的公平。 原告仅对权利存在的要件事实举证，被告仅对权利消灭、变更要件事实举证。这样既有利于保护私权，又符合公平理念。这种法律要件分类说，维护法律形式上的公平，具有统一发挥法律安全性的优势，几十年来一直处于通说地位，有时无法获得实质上的公平。
英美法系综合各种诉讼利益，以实证方式分配举证责任，所以可以将这种分配证明责任的理论称为“利益衡量说”。由于英美法系学者采用实型诉讼，强调法官在具体诉讼中发现法、创造法的作用，以判例发优先为本旨。为此英美法系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表现为多元要素的集合，具有灵活性、司法对策性强的特点，但具有任意性、不统一性。
不可否认我国民事、行政诉讼程序中，关于证明责任的规定同样具有模糊性和概括性，但是模糊性和概括性是所有实然法都具备的特点，应然与实然终究是存在差别，我们所能努力的只能是使两者更为接近。
三、证明责任运作的职权性
证明责任是基于法律上的职权而产生。我国的公安司法机关不同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的追诉机关的责任仅仅是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所以承担的只是举证责任，而我国的追诉机关，不仅肩负着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责任，最主要的是查明案件事实，以达到惩治犯罪，保障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公安司法机关不履行或者不充分履行证明责任就是失职，也就是说证明责任必定引起某种法律后果的发生。比如立案与否，是不是起诉，法院的审判结果能否作出。
不能把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与他们的职权割裂开来，首先因为的证明责任是其行使职权的必然要求。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分别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所以他们必须收集证据，揭露犯罪，以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犯罪，这既是他们的权限，也是他们应尽的责任。同时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又有其相应的职权作保障，国家赋予了司法机关已相应的职权，这就使其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承担的证明责任有了可靠的保障。
公安机关要承担侦查职能，在立案侦查阶段收集审查证据。公诉机关要承担控诉职能，承担法院对于其所认定的犯罪不能成立的诉讼后果。上文提到有的学者认为人民法院不负证明责任，这是控审职能分离强化公诉职能的需要。尤其是在刑事诉讼中如果人民法院收集了有罪证据，使其与控方职能划分不清。这种观点有待商榷，人民法院收集必备的证据必定会迎合控方或辩方的诉讼职能，但并不意味人民法院在行使控诉职能或辩护职能。人民法院承担审判职能，作出裁判必须保障所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否则原裁判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裁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就会引起上诉、抗诉或申请再审，而在提起的二审或再审程序中，就会被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那么要求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必须收集、审查证据，承担证明责任。
由以上可知，在理论上需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基于各自的诉讼职能承担证明责任，同时法律上对于证明责任的承担也有职权性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和调查证据。”在民事和行政诉讼中，尽管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必参与到诉讼中，但是人民法院所承担的证明责任仍是其职权所在。《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取证据。”《行政诉讼法》34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法律规定公安司法机关依其职权收集证据，证实履行证明责任的需要。
四、证明责任过程的时限性
诉讼证明有其特殊性，证明责任的承担理应在诉讼过程中，决不能超出诉讼之外。国外流行一种诉讼理念，诉讼好比一场比赛，比赛结束以后，即使在优秀的运动员对发挥不力而造成的失败结果也无能为力。这也有合理的一面，有利于减少纠诉和缠诉，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但是试想一下，既然法律能够规定多种犯罪不追诉的情形，那么在其他案件中又一定要追求完完全全的正义吗？法律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是万能的，我们只能选择最好的结合点，规定限时举证制度势在必行。
刑事诉讼主要的任务在于追究犯罪、追求正义，案件涉及社会利益及国家安全，同时也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法律在设置证明责任时效时要兼顾各方利益，在立案后的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法院不承担证明责任，法院的证明责任严格限制在审判阶段，否则便有越权之嫌，此时法院的调查核实证据权，也是履行其证明责任的需要。
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提出时间并未限定，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2条规定，证据应该在法庭上出示，但是并未规定是在一审还是在二审中提出。相反，在76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
这里涉及到一个理论基础问题，就是举证责任是什么性质。如果承认其是一种权利，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均可提出，这是因为当事人作为权利的主体，有权选择何时行使权利。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即使承认举证责任是一种权利，那么权利的行使也不是绝对的，不是说想什么时候行使就什么时候行使，如果是绝对的权利就上升为权力，不仅与个人身份不符，而且也造成制度上的混乱。我们认为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可能由于举证不能而承担诉讼不利后果的一种负担（败诉风险负担），义务性多于权利性。既然是一种责任承担，那么就有强制性的履行成分，应该规定（包括法定和指定）当事人在某一期间内完成。诉讼一方因举证不能而败诉，是其自身举证不能引起的合理结果，而不是国家对其正当权益保护不利。在现代社会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注重效率和效益，因而应给举证规定一个时限，笔者认为最迟不得超过一审庭审结束之前。
不可否认现实中确实存在这样一种怪象，当事人在一审中如同挤牙膏一般在每一次开庭时提供一点证据，自恃手中有证据，不怕败诉。或者不提供证据，诱导法官错判，在二审中提交新证据，从而大获全胜，拉长了结案周期。但是这种现象终究还是极个别，毕竟在效率优先的现代社会，很少有人愿意冒败诉的风险而不提供证据，或者运用诉力的极大浪费与法官玩一起“猫捉老鼠”的游戏。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大多数人愿意主动提供证据，就完全排除这种故意超时的可能性，在法律中就不予以制约和规定限时举证制度，如同不能因为社会中少有人盗窃就不规定对盗窃的惩罚。
有的学者提出，举证时限在第一审法庭辩论前， 笔者认为这个时限规定的较短。因为证据，尤其是诉讼证据，不是普通的一件想得到就得到的事物，有时候当事人可能在庭审中受启发而想到提供某项证据；甚至到最后陈述阶段才想到并收集证据，这时对于证据提出时间的过短限制，就会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在一审庭审结束之前提出比较合理。
在民事诉讼中有些特别的证明，例如人身损害赔偿中的伤情鉴定，破产宣告中的破产债权审计，房地产案件中的房屋评估等都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密切的关系，对于这类证明尤其要规定举证时限。否则，对案件的审限和质量都有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意见的解释》第3条第三款规定，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可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被告应当在第一审庭审结束之前，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在这之后提供的证据没有证明效力。这样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被告利用第48条缺席判决的规定，来规避第33条的规定，以期在第二审程序中取得有利的地位，从而逃避责任。具体而言，当行政机关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原告作出裁决，原告起诉后，被告无法举证，而第33条又规定诉讼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于是拒不到庭应诉，避开法院收集证据，法院作出缺席判决。此时，被告提起上诉，将其在一审期间收集到的证据提供给二审法院。由于有新证据的出现，法院重审后上诉方获胜。被告的行为是规避法律的行为，应予以禁止。
当举证责任期限被严格限定以后，公安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也自然而然的被限定到严格的期限以内。在民事和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都应该在一审庭审结束前履行证明责任。
诚然，诉讼最大的目的是追求正义，从理论上讲，不能排除证明时限性造成的诉讼结果不公，但是，正如美国法官弗来彻所说的效率原则，即“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即低效率的代价是昂贵的。人们诉诸法院是希望获得援助与救济，一个向法院寻求救助的人希望援助早日来临，否则判决就毫无意义。”

试论刑罚的目的

刘成江


一、对西方各派别的评析
　　根据日本人岛田武夫的著作——《日本刑法新论》，关于刑罚的目的，有几种不同认识观点：
　　（一）绝对主义
　　此派认为人的“自由是天赋的，而意志自由是自由的思想基础，没有自由意志，就不可能有其他自由，包括人身自由在内。人的行为是根据其自由意志进行选择，归诸道义责任。依据自由意志只能选择实施有利于社会的行为，不能选择不利于社会的行为。选择实施不利于社会的行为，就是危害社会，就是恶，就是犯罪。为恶或者犯罪都要受到报应”。刑罚就是相应的报应，是犯罪的结果，犯罪是刑罚的原因。换句话说就是，罪犯只是由于其犯罪行为的存在才被科处刑罚，除此之外，刑罚不追求其他任何目的，所以被称为绝对主义，又称报应主义。它可分为狭义的报应主义和赎罪主义：
　　1．狭义的报应主义。这种主张从因果报应和维护正义出发，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个人如果实施了恶的行为，那么就是非正义的，就应当受到相应的惩罚。由于对正义的出处持不同的观点，又可分为：神意报应主义、道德报应主义和法律报应主义。
　　（1）神意报应主义。此说认为正义来源于神，神意就是正义，犯罪行为违反了神意，所以就应当受到惩罚。其代表人物是德国法理学家斯塔尔。现在的大多数人看来，这只不过是出于当权者的需要，借宗教这个工具维护统治罢了,很少还有人持此观点。但是有一点值得思考，那就是，难道法律不是人们借以统治社会的工具吗？只不过这个工具要远比宗教先进，更能使日益趋向于理性的人信服，也更能够迷惑人，因为无论人类多么趋于理性，始终摆脱不了自身的局限性，摆脱不了自身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如果人类抛弃假象，抛弃自身的非理性因素，那么人类也就抛弃了统治社会的基础，那就是抛弃了自己，之所以向往着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到现在都没有准确地描述出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就是因为他们自己也不想抛弃自己，也不敢想象人类自己被抛弃后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2）道德报应主义。此说认为道德观念的存在是基于正义，犯罪行为是违反道德的，因此也就是非正义的，刑罚就据此对犯罪进行报应。根据现代的法学观念，法与道德虽有联系，但也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道德可以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追求，要求可能相对较高，但法律作为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要求就应当降低一些。如果把刑罚的目的看作是对违反道德的行为的报应，那未免过于苛刻了。
　　（3）法律报应主义。此说认为法律是正义的体现，根据法律的规定，人们知道了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犯罪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因而也就是非正义的，刑罚就是法律对犯罪行为人的报应。这种观点认为，除了以牙还牙之外，刑罚不具有其他的目的。其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这个观点的提出，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思考。
　　首先，它明确了刑罚的依据是法律，从而否定了刑罚擅断，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值得肯定。但是，把刑罚的目的仅仅看作是依据法律对罪犯的报应是不对的。我们暂且从法律报应主义他们自己的角度出发，考虑如下：由于犯罪行为违反了法律，而法律又是正义的体现，从而也就是违背了正义的要求，那么为什么违背了正义的要求就要受到惩罚（报应）呢？因为正义是人类的追求。那么人们为什么追求正义呢？因为人们渴望通过对正义的追求（对法律的维护）得到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使每一个人都享受到公平、公正，从而使自己不受到他人的侵害，这才是人们惩罚违反法律行为的人的目的所在，也是人们维护法律（正义）的目的所在，因而也就是刑罚的目的所在。在黑格尔的思想里这一点也有所体现，因为他认为犯罪是对法律的否定，刑罚是对犯罪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他的思想体现出来的就是国家利用刑罚对否定法律的犯罪加以否定，使被侵害的法律秩序得以恢复。所以持法律报应主义观点的人自己都摇摆不定，还怎么能让别人接受他们的观点呢？
　　其次，它指出了罪与刑要相当的原则，即轻罪重罪要与轻罚重罚相对应。虽然这一理念直到现在都对刑罚的理论与实践具有指导作用，但是它也不完全等同于我们现代社会提出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康德将其报应刑的理论归纳为是同态报复，他认为刑罚应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打了别人就等于是打了自己，你杀了别人就等于是杀了自己，他的报应刑观点又被称为等量报应刑。黑格尔相对于康德来说，思想上好像是前进了一步，把“等量”提升为“等价”，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变化。黑格尔认为报应刑应当是等价值的，因此又被称为等价报应刑。他在《法哲学原理》中说道：报复是对侵害的侵害，犯罪具有在质和量上的一定范围，那么作为对犯罪的否定，刑罚也同样具有在质和量上的一定范围，但是这一基于概念的同一性，不是侵害行为特种性状的等同，而是侵害行为存在的性状的等同，即价值的等同。
　　从康德和黑格尔作出的解释可以看出，他们这种刑罚的目的就是对犯罪的等量或等价的报应的观点是值得斟酌的。任何行为都会被评价为三种，即对社会有利（正价值）、对社会有害（负价值）和对社会既无利也无害（无价值）。犯罪行为肯定是对社会有害的行为，因此对社会来讲它具有负价值；刑罚是针对犯罪行为而存在的，因此具有正的价值，如果不具有价值或是具有负的价值，刑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在这里，我们假设康德和黑格尔的观点成立，即：犯罪行为对社会的侵害=刑罚对犯罪人的侵害，那也就是说犯罪行为所产生的负价值应当正好与刑罚所产生的正价值相抵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两个侵害行为的存在的性状等同。那么根据这个观点，刑事司法程序的存在有何价值？
　　第三，还有一点也是所有报应主义的共同的一个可取之处，就是重点强调了“罚”字。当我们回顾刑罚的历史的时候，不禁感叹，人类竟然发明了那么多的折磨罪犯的手段，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手段在不断的演变和发展。在我看来，只要有社会，就得有法律，只要有法律，就离不开刑罚。但是据此就说刑罚仅仅是为了惩罚（报应），其实并不是如此。罚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罚而罚吗？显然不是，为了什么呢？对此，本文将在后面详尽阐明作者的观点。
　　最后想说明的重要一点，那就是法律一定是正义的体现吗？换句话说就是，法律一定体现正义吗？这非常值得思考，如果是恶法，本身不能体现出人们所谓的正义，那么此时依据什么来惩罚犯罪呢？此时惩罚罪犯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想关于这一致命的缺陷，法律报应主义者是无法弥补的。
　　2．赎罪主义。德国人柯勒是此派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刑罚对犯罪人施以痛苦，从而使犯罪人通过承受痛苦把自己从过去解脱出来。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刑罚具备消灭人的过去罪孽的力量，所以在施以刑罚时，完全以每个具体的犯罪人不同的特性来考虑。
　　他们的观点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在考虑刑罚的目的时，把刑罚本身脱离于社会，就好像是在天国之上，只有上帝和犯罪人的存在，并没有考虑到人的社会性和刑罚的社会性。当然，此观点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它能够考虑到刑罚所针对的每个个体有所不同，也是值得现代社会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二）相对主义
　　此派认为，“刑罚不是因为有犯罪才科处，而是为了将来不犯罪。所以刑罚并不是犯罪的当然结果，而是预防将来犯罪，维护社会利益的手段。所以刑罚的目的不在于犯罪本身，而在于保护社会的实际利益，从而科刑的标准应以是否达到维护实际利益的目的来决定，不是依犯罪的客观现实或罪责的大小来决定。所以称为相对主义，又称目的主义或功利主义。”
　　此派又有三个分支：
　　1．一般预防主义。此说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社会上一般人犯罪的发生，因为犯罪大都由于贪欲所引起，国家制刑、判刑和行刑就是用以使人们知道受刑之苦，大于犯罪所得的贪欲满足，以致知所畏惧，不敢触犯刑律。”
　　主张一般预防的人又可以分成三派：
　　（1）威吓主义。此说以德国人葛梅林为代表。他们认为用严刑峻法可以威吓社会上的一般人，通过公开执行酷刑，使人们在心理上对犯罪后的结果感到恐惧，从而减少社会上的犯罪行为。由于此说过分强调刑罚的残酷性，“不仅与现代刑罚日趋文明与缓和的时代精神不合，且会导致破坏罪刑相适应原则”，因此不可取。
　　（2）心理强制主义。此说代表人物为德国人费尔巴哈。他们认为“人人都有追求快乐避免痛苦的本能，一个人之所以犯罪，是为了追求实施犯罪所带来的快乐”。如果犯罪后所带来的痛苦能够远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快乐，并使一般人全部知晓这个结果，就会抑制一般人的犯罪的意念，从而减少犯罪。此说与威吓主义比较接近，要想起到必要的心理强制的作用，必然导致酷刑滥用。
　　（3）警戒主义。此说代表人物是德国人鲍尔。他们认为，“犯罪大多由于行为人不知道其行为是否被刑罚处罚或对其行为缺乏注意所至，因而为了预防犯罪，法律应当公开宣示何种行为应受刑罚处罚，唤起一般人民的注意，教育其不去实施犯罪。”
　　虽然鲍尔说的这种不知法而犯法的人确实存在，但是这些人在现代社会中并不多，绝大部分人犯罪时是明知自己的行为是违反法律的，还有就是把警戒看作是刑罚的作用之一还可以，如果把它看作是刑罚目的有些不妥，似乎没有看清问题的实质。
　　一般预防主义的这三种主要学说，与其说是刑罚的目的，倒不如说是刑罚所起到的作用更加准确。前两种学说由于强调使用酷刑，更加不可取，警戒主义虽然有值得思考的地方，但它也不能被看作是刑罚的目的，而只能说是刑罚的作用之一。还有一点，如果说刑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规戒社会上的一般的人，就将他们中的一个犯了罪的人处以刑罚，是否公正呢？难道他的生命是为他人而生吗？如果有人说是因为他犯了罪的话，那么这句话本身就说明一般预防主义滑向了绝对主义。
　　2．特别预防主义。此派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已经被科处刑罚的人将来再实施犯罪行为，他们又可以分成两派：
　　（1）改善主义。此派代表人物为德国人路德。他们认为刑罚仅仅针对犯罪的人，目的在于“使其悔改向善，将来不再犯罪”，国家具有使犯过罪的人弃恶从善的责任，刑罚恰恰就是履行这个责任的一个手段。
　　可是所有的犯罪行为都是恶行吗？在我看来也不尽然，因为法是分恶法和良法的，如果恶法中规定是犯罪的行为在良法中不是犯罪，那么又谈何弃恶从善呢？所以把“改善”作为刑罚目的有不妥之处。
　　（2）防卫主义。此派代表人物为意大利人龙勃罗梭。他明确指出：“刑罚必从防卫立论，方可无反对之地。”他们的观点主要是认为国家同个人一样都具有生存权，而犯罪行为就是对国家的这项权利的侵害，国家为了免受侵害才对犯罪的个人处以刑罚。
　　但是这种观点好像经不起推敲：如果说国家是为了免受侵害而对个人处以刑罚，那么是为了免受谁的侵害呢？罪犯吗？他已经对国家侵害完毕，谈何免受他的侵害？如果说是为了避免他再次侵害社会的话，那就更加可笑了，难道我们的法官都是先知吗？能够断定出每一个罪犯都会再次侵害国家？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说是为了避免社会上的其他人的侵害，杀一儆百，那么就会使得这个派别从特殊预防的这个阵营滑向一般预防，而一般预防在上面已经分析过了，所以把防卫作为目的是站不住脚的。
　　3．双面预防主义。此说的代表人物为意大利人贝卡里亚和英国人边沁。他们认为刑罚的目的是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结合。贝卡里亚在其辉煌的著作《论犯罪与刑罚》中明确指出：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重新侵害公民，并规戒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对刑法学相关问题的论述，对于现代刑法学来说，贡献无疑是极其重大的，他本人也被尊为现代刑法学的奠基人。但我仍然认为，他的对于刑罚的目的的认识还不深刻，虽然他的论述已经可以算是刑罚之实然目的中的直接目的。就像我在一开始提到的，何为目的，目的是行为想要得到的结果。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的刑罚制度，如果仅仅是从人这个角度出发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的社会就不称其为社会了，我们就会生活在先哲们描绘得理想国和乌托邦之中了。但是我非常的理解他，就像我理解现在的许多中国学者一样。他的观点的提出，是有着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当时及之前，社会的专制统治非常严重，刑罚的滥用极其普遍，导致人权遭到践踏、社会秩序得不到应有的维护。他的观点的提出，可以被看作是对于专制统治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又是含蓄的，因为他自己就是生活在专制统治之下，所以他对于刑罚的目的的论述究竟是由于其主观上的历史局限性，还是在客观上受到了专制统治的影响就不在此考证了。总之，在我看来，贝卡里亚对于刑罚目的的描述，仅仅可以被看作是对表象问题的解答。
　　（三）折衷主义
　　由于它调和了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观点，所以此派在看待刑罚之目的时，既认为刑罚之中存在着报应的因素，又认为其中也存在着预防的因素。但是，经过我们以上对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分析，就可以发现，即使把二者捏在一起，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答案。
　　二、我国关于刑罚目的的学说
　　对于刑罚的目的，我国学者也是众说纷纭，和西方现有学说差别不大。但是有一种学说值得注意，就是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说。虽然我不能同意此说的观点，但是对于他们将刑罚的实然目的分为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的做法很是赞同，而且我对于刑罚之实然目的的看法也是基于此种划分而产生的。我国刑罚目的主要学说：
　　1．惩罚说。此说认为适用刑罚的目的在于限制和剥夺犯罪分子的自由和权利，使他们感到压力和痛苦，以制止犯罪的发生。
　　2．改造说。此说认为对犯罪人判处刑罚，是通过对犯罪分子惩罚这个手段，达到改造罪犯，使其重新做人的目的。
　　3．预防说。此说认为适用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它表现为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两个方面。
　　4．双重目的说。此说认为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既有惩罚犯罪分子的目的，又有教育改造犯罪分子的目的。
　　5．三目的说。此说认为适用刑罚的目的有三：即惩罚和改造犯罪分子，预防他们重新犯罪；教育和警戒社会上的不稳分子，使他们不走上犯罪道路；教育广大群众增强法制观念，积极同犯罪作斗争。
　　6．预防和消灭犯罪说。此说认为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是要把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教育改造成为新人，从而达到预防犯罪，最终消灭犯罪，以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目的。
　　7．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说
　　（1）较早的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说。持此说的人认为适用刑罚的根本目的是“预防犯罪，保卫社会”。直接目的是：惩罚犯罪，伸张正义；威慑犯罪分子和社会上不稳分子，抑制犯罪意念；改造犯罪分子，使其自觉遵守社会主义法律秩序。
　　（2）比较成熟的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说。持此说的人认为适用刑罚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广大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秩序，保障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直接目的是预防犯罪，其中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两个方面。
　　三、我对于刑罚目的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