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的立法评价与思考


方向东


【摘 要】见义勇为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人们呼吁进行立法以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见义勇为立法属道德法律化范畴，有着可能性、必然性和现实性。我国古代有关见义勇为的立法实践对我们有着借鉴作用。对见义勇为立法应有完整的理解，包括刑法、民法上的相关规定，但最主要的是制订专门性法规来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见义勇为；道德法律化；立法思考

近年来，频频见于报端的见义勇为行为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见义勇为是人类社会的高尚义举，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赏。当今社会勇斗歹徒、救灾抢险的英雄事迹层出不穷，但同时又引发了许多问题。如，见义勇为者保护了他人利益，自己受到很大伤害却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与奖励。对待此类问题我国法律并无十分明确的解决办法，理论上的研究也不够深入。鉴于此，本文试从立法的角度来探讨如何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利益。
一、见义勇为的概念分析
见义勇为，《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看到合乎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最早出现于《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宋史·欧阳修传》中载有：“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气自若也”。在我国古代，见义勇为一直是人们追求的道德标准。时至今日，见义勇为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更具有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现实意义。然而，“见义勇为”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律概念，理论上的研究并不多见。不过，现在已颁布的一些保护见义勇为的地方法规对此有界定。有的规定，见义勇为是指“公民在法定职责之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① 也有的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不负特定职责的公民，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利益，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 ② 还有的地方规章，如《山西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人员规定》将“协助公安司法机关和保卫部门抓违法犯罪分子的行为；检举、揭发犯罪行为；提供重要线索的罪证，协助公安司法机关破获重大犯罪案件的行为”也归为见义勇为。通过对这些地方法规的比较分析，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见义勇为是否仅限于与违法犯罪作斗争，抢险救灾是否属于见义勇为。重庆市的何某为勇救落水儿童而献身，然而根据《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的规定，何某的行为却不能评作见义勇为，因为该条例限定见义勇为必须是“与违法犯罪作斗争”抢救落水儿童,“显然不在此列”。二、见义勇为是否一定要事迹突出。如《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事迹突出的”。
笔者认为，见义勇为应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挺身而出，积极实施救助的合法行为。要构成见义勇为应当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一）见义勇为的主体是不负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公民实施救助行为，其实是其执行职务的必需（如警察抓捕犯罪分子），不履行法定救助义务便可能构成失职。应当说明的是，“负有法定义务”，是指这一义务与其所实施的救助行为是相适应的，否则，便无所谓“法定义务”。如，消防员负有灭火抢险的义务，却不负有抓捕罪犯的义务。虽然不负有法定救助义务，却负有与被救助对象约定的义务的人，其实施救助行为，即是履行约定，亦不是见义勇为。
（二）见义勇为者救助的对象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并且这些利益正在或将要遭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见义勇为救助的不应当是自己的利益，救助自己的，构成自救，这与见义勇为的要求不符。
（三）主观上，见义勇为者必须有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免受或少受损害的目的。见义勇为者是在这些利益面临危险时，出于崇高的精神而实施的救助行为，其受到社会的褒扬之处也在于此。据此，行为人虽然实施了危难救助，但主观目的却是为了获得报酬，不能构成见义勇为。
（四）客观上，见义勇为者面临较大的人身危险而积极实施救助。见义勇为获得社会所褒扬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见义勇为者实施救助时都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要实施救助很可能遭受巨大伤害，如伤残，甚至献出生命。然而就是这样，却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一般的助人为乐相比，体现出见义勇为者崇高的思想境界，应该将它们区别开来。值得注意的是，救助应该是以积极的方式表现出来，消极不作为不构成见义勇为。要指出的是，有些地方法规规定，见义勇为必须事迹突出。笔者认为有不妥之处，见义勇为者面对危险，挺身而出，实属难能可贵。事迹突出，可作为奖励大小的条件，但不应该作为认定见义勇为的条件。况且对事迹突出，并没有很好的界定。难道一定要见义勇为者把命搭上，才能评上见义勇为吗？
二、见义勇为立法的法理思考
当今社会见义勇为层出不穷，这是值得称颂的，但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尴尬局面却让人痛心。人们普遍认为这与我国法律对见义勇为没有明确的规定有关，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的社会呼声很大。实际上，我国许多省、市相继制订了或正在制订相关的法规来保护见义勇为。然而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在法理上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见义勇为可以说由来已久，一直为我们的社会道德所鼓励与称颂。见义勇为基本上是一个道德概念，法律上几乎不存在这一概念，因此见义勇为立法在法理上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道德法律化。
法律是一套行为规则体系，通过规定一定的行为模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对人的行为、活动有着直接的效力。而道德主要用于调整人的观念，并通过调整人的观念来影响人的行为，因而道德对于人的行为的效力是间接的。但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作用于人的行为，道德与法律都具有调整功能，这就决定了道德与法律之间有着共性。其一，它们各自通过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人的行为，对人的行为发生影响，因此它们都属于社会规范体系，具有规范属性。而社会规范的特征之一就在于普遍适用性。道德与法律都普遍适用于社会上的人（这就是法治社会而言的），道德的普遍适用意味着道德通过观念调整人的行为，会随着社会生活的积累而固定下来，形成一定的行为规则来调整人的行为，“道德可加以普遍化的特征内在地要求把人人能够做得到的道德法律化。”③ 即道德有可能法律化的。其二，道德与法律的调整对象在内容上有交叉重合之处，即有些对象既受道德的调整，也受到法律的调整。当然这就存在着一些社会关系只受到道德的调整，而法律对此没有调整，这就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空间。
道德与法律不仅在规范性上有着共性，而且在深层次上也有密切联系。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规范都有阶级性，主要体现和反映着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志，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可以说，道德与法律都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社会手段。而统治阶级总是采用对自己有利的手段，当统治阶级认为在某种社会关系上采用法律比道德更为有利，便会进行立法加以调整。这就决定了道德法律化有着必然性因素。当然立法者也会顾及整个社会对这种道德行为的认识程度与接受程度。
一直以来，我们的社会道德对见义勇为都是持鼓励、称颂的态度。道德对见义勇为的肯定态度，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促使人们去见义勇为。然而法律对见义勇为却没有十分明确的态度，也没有相应的行为规则。可以说，见义勇为受到道德的调整，并未受到法律调整。见义勇为立法就是将见义勇为行为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对鼓励见义勇为的道德加以确认，实现道德法律化。见义勇为立法在当今社会有着如此迫切的需求，是有一定社会原因的，因为在当今，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人们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一度忽视了社会道德利益，致使社会道德水平有所下降。另外，我国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得见义勇为者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遭遇不但影响到见义勇为者个人利益，而且还使得社会上许多人社会安全感的缺乏，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秩序。道德的调整只是间接的，并无强制力，加上社会各界人士对见义勇为立法的呼声高涨，促使立法者必须将见义勇为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当然，道德法律化并不是说立法者仅仅将道德规范“翻译”为法律规范。道德鼓励见义勇为，而且还将其作为一种道德义务，而“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立法者不可能将有着较高要求的见义勇为规定为一种法律义务。法律的合理作法是让见义勇为行为有着合法依据，重点是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见义勇为立法的意义不仅在于使见义勇为者个人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而且通过保护个人增强人们的社会安全感。有了安全感，必须更能够见义勇为，这样的良性循环应是我国法律追求的目标。
三、我国古代见义勇为相关立法的评价与思考④
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对见义勇为作出单独的立法，然而在历史记载中我们发现古代统治者对见义勇为都有相关的立法。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对见义勇为的立法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立法的主要内容有：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对见义勇为者的物质奖励及严惩见义不为者。
古代对见义勇为的保护与鼓励，是通过正当防卫的规定反映出来的。最早的规定见于《易经·蒙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也就是说，凡攻击愚昧无知的人，是寇贼行为，会受到惩罚；对于抵御或制止这种寇贼行为的人，应受到支持或保护。《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 盗，指盗取财物；贼，指杀人。当这两种人危及军人或乡邑百姓及自家人安全时，将其杀死无罪。这明显鼓励人们与违法犯罪作斗争，鼓励见义勇为；同时，又通过免责的规定保护了见义勇为者。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法律制度成熟的阶段，在《唐律疏议》中可以找到对见义勇为的记载，“有人殴击他人折齿、折指以上，若盗及强奸，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但是旁人，皆得以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准上条’，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杀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杀之。”可见唐律中给予见义勇为者更加宽泛的权利，以利于其维护自身安全。唐以后各代基本沿袭了唐的作法。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古代也有对见义勇为者进行物质保护的内容，如，清康熙二十九年刑部规定“其犯罪拒捕拿获之人被伤者，另户之人照军伤，头等伤赏银五十两，二等伤赏银四十两，三等伤赏银三十两，四等伤赏银二十两，五等伤赏银十两。”
古代立法不仅对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予以保护，而且还有相应的奖励措施。唐玄宗二十五年，唐政府正式颁布了对见义勇为捕获犯罪分子者予以奖励的法令，“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记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之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这一规定开创了国家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资奖励的先河。唐以后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大清律例　刑律贼盗中》记载“如邻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获一名者，官给赏银二十两，多着照数给赏。”除了这些规定外，还规定了对见义不为者的惩罚。《唐律疏议》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者，杖一百；闻而不救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
古代这些规定对于惩治犯罪，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政权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很显然，这些规定对于提高当时的社会道德水平及将这种美德传延下来都是大有裨益的。这为我们当今见义勇为立法起着一定的借鉴作用。当然，封建法律制度有其固有的缺陷，在封建社会对见义勇为行为奖励“从未与个人权利有过任何联系，只是为了满足统治秩序所给予的恩赐。在不尊重、不推崇权利的社会中，虽然也能达到秩序的稳定，实现表面上的互助友爱，但却忽视了人性的本质和对人性的尊重，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⑤
四、我国当今见义勇为相关立法的评价与思考
（一）对刑法上相关规定的评价与思考
我国刑法上并没有见义勇为这一概念，但是刑法上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却与见义勇为有着密切关系。
正当防卫是公民为了使合法利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者作出反击。我国1979年刑法第十七条规定“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排除了正当防卫的违法性，保护了防卫人的利益。由于见义勇为的特点，见义勇为者在排除不法侵害的时候处于防卫人的地位，其实施的见义勇为行为可以适用正当防卫的规定，排除行为的违法性。这样也就保护了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起到了鼓励见义勇为的作用。“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鼓励见义勇为，草案中增加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正当防卫，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和其他后果的，不属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⑥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增加的这一相对无限防卫的规定无疑更加有利于防卫人进行正当防卫，同样极大鼓励了见义勇为。刑法上的紧急避险制度可以排除避险人的刑事责任，也同样鼓励了见义勇为。
应该注意的是，见义勇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并不是等同的。首先，它们的侧重点并不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侧重于防卫行为、避险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排除防卫人、避险人的刑事责任；而见义勇为并不一定会产生刑事责任。其次，从行为的对象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是为了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与危险；而见义勇为包括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和抢险救灾。从行为的目的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可以是为他人利益的，也可以是为自己利益的；而见义勇为都是为了他人的利益。
在处理与见义勇为有关的案件时，可以适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规定，以排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基于此，可以说我国刑法已有了见义勇为的相关规定，这对整个见义勇为立法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二）对民法上相关规定的思考与评价
刑法通过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来排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以达到保护和鼓励见义勇为的目的。同样，民法上也有相关的规定来调整见义勇为。见义勇为行为引起的民事法律主体一般有三个，即见义勇为者、侵害人和受益人。在没有侵害人的见义勇为（如抢险救灾）中，则只有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不同的主体产生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调整。
1、见义勇为者与侵害人之间
我国民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见义勇为，但对公民的防止侵害和紧急避险行为持肯定态度的。公民在实施防止侵害和避险行为时造成侵害人或第三人损害的，《民法通则》第128条、第129条分别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制度，使正当防卫人、紧急避险人的防卫行为、避险行为合法化，不负民事赔偿责任或者只在防卫过当、避险过当时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这样，见义勇为者在实施见义勇为行为造成侵害人或第三人的损害，可以免除或减轻民事责任，相应地保护了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见义勇为者在实施见义勇为时自身很可能受到伤害，根据《民法通则》第109条“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侵害人造成见义勇为者受到伤害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
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的是何种民事法律关系，人们有所争论，但主要的是从无因管理的角度来阐发的。主张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无因管理关系的人认为，见义勇为具备无因管理的全部构成要件。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义务的人，主观上管理人有管理意思即为他人谋利益的意思，客观上实施了处理他人事务的积极行为。见义勇为不仅具备此要件，而且还有更高的要求。见义勇为是无因管理的类型之一，两者的关系是种属关系。另外，二者都是受到法律肯定的合法行为，立法的宗旨在于倡导互助友爱的道德风尚。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无因管理关系的主张是妥当的。
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的无因管理关系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其一、排除了见义勇为者涉入他人事务的不合法性，肯定了其行为合法性。其二、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者存在一定的补偿义务。基于无因管理关系，本人（受益人）负有的义务主要有：偿还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支出的费用；清偿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以自己名义向第三人负担的必要债务；赔偿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受到的损害。⑦《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2条进一步解释“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管理人或者服务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偿付的必要费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受益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有着实际的意义。一方面可以体现公平与正义。现实中见义勇为者为了受益人的利益挺身而出，自身利益遭受损害，而受益人却溜之大吉，不愿承担任何责任。要求受益人承担一定的责任，在我国已有这样的司法实践。发生在浙江上虞市的全国首例见义勇为损害赔偿案第一审判决认为“见义勇为者（蔡某）的行为符合法律上的无因管理，且其有为受益人（杨某）谋利的意图，因此受益人应当承担8.5万元的责任”。⑧另一方面要求受益人承担相应责任，有利于减轻国家的社会保障压力，也有利于给予见义勇为者更多的保护。
我国现有的民事规定对于调整见义勇为引起的民事法律关系有着重大的作用。民法的相关规定不但起到了排除见义勇为者的民事责任，鼓励见义勇为的作用，而且对于处理见义勇为引起的纠纷，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有着极大的意义。另外，民法上的相关规定构成了整个见义勇为立法的一个部分。应该注意的是，在现实情况下，由于没有侵害人或侵害人根本无力承担赔偿责任，而受益人也往往无力提供补偿时，见义勇为者的利益很难较好的保护。单纯依靠民法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进行专门的见义勇为立法尤为重要和迫切。
（三）对见义勇为专门立法的思考与评价
见义勇为与一般的助人为乐不同之处在于见义勇为者在面临着较大的危险时挺身而出，显示出一身正气。正是由于见义勇为者面临较大危险，使得其自身往往容易受到人身伤害，如致残，甚至献出生命。见义勇为者的行为令人敬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流血英雄”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交不起医药费或是生活没了来源。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言利为小人所为，为世人所不齿。这种传统观念是一种很高的道德要求，但对于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基本权益是不利的。见义勇为者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会引起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安全感的缺乏，出现道德危机。鉴于此，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呼吁我国尽快立法以保护见义勇为者。马克思说过“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⑨恩格斯说：“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那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愿望，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⑩
社会的利益要求和呼声引起了立法者的注意。近年来，我国各地纷纷制定或正在制定有关见义勇为的法规。从已经颁布的法规来看，这些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大多是省级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也有少数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规章。这些法规的主要内容差别不大，一般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见义勇为者的保障、奖励，设立见义勇为基金及资金的来源和相关的责任等。立法的核心在于保障和奖励见义勇为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保障与奖励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保障措施是维护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最起码要求，包括见义勇为者受伤的医疗费用承担，丧失劳动能力的保障措施，死亡的丧葬费用及生前抚养人的抚养费用等。奖励包括精神奖励与物资奖励，是法律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肯定与褒扬。
地方法规性质的保障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的出台，可以说是我国立法完善的重要表现，使得对见义勇为者的保障与奖励终于有法可依，而不至于再出现以前那种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这对于我国加强基本人权保护也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不过，问题也还是有的。其一、现有的立法只是地方性法规，立法层次较低，而且各地的差别很大。如，对于救灾抢险中表现出的行为是否属于见义勇为，见义勇为是否要求事迹突出，各地的规定就不同。各地方立法“诸侯纷争”，法制的不统一，不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因此国家制定见义勇为的法律尤为重要。其二、地方立法并没有很好的定位。见义勇为的立法根据来源于宪法第43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见义勇为立法应属于社会法范畴，具体来说应属社会保障法范畴。地方立法没有很好的定位可能与我国社会保障法领域的立法混乱有关。相对于普通公民来说，见义勇为者面临危险，挺身而出，可以说他们对社会有着特殊贡献。既然如此，他们应当获得优于一般人的保障与奖励。国家给为社会做出特殊贡献者以特别保障，这样既可以解决这部分人的后顾之忧，又有助于褒扬奉献精神。这一点，韩国的作法可以借鉴。韩国相继在1962、1984年颁布了“国家有功者等特别援助法”、“关于国家有功者礼遇的法律”。笔者认为见义勇为立法最好定位于社会保障法领域的社会优抚法。我国现今的情况是把社会优抚对象仅仅限于军烈属、伤残军人、退伍军人等，这样过于狭窄，应当把见义勇为者也包括进来。况且实际上现有的地方立法在处理见义勇为公民伤残、牺牲问题时几乎都是参照社会优抚办法加以解决。如《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因见义勇为牺牲的公民符合《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规定条件的，批准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不符和革命烈士条件的以及负伤致残的公民，属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其抚恤、工资、福利待遇按照因公（工）伤亡人员的规定办理；无固定收入的农民、城镇居民和学生等公民，由民政部门参照国家对因战伤亡的民兵民工抚恤的规定办理。”

安徽省人大常委


安徽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条例
　　　　
（2002年1月30日安徽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本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监督职权，保证宪法、法律、法规、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遵守和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其他监督对象依法行使监督职权。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务委员会）依法实施的监督具有法律效力，被监督的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接受监督。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应当坚持党的领导，依法监督，集体行使职权，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负责处理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权的重要日常工作。
　　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专门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下，协助常务委员会开展监督工作。
　　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根据常务委员会或者主任会议的决定承办有关监督的具体工作。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应当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接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并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监督工作情况。
　

第二章　监督对象和内容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的主要监督对象：
　　（一）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其派出机构；
　　（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三）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


　　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依法实施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


　　第八条　常务委员会法律监督的内容：
　　（一）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遵守和执行宪法、法律、法规以及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情况；
　　（二）本级人民政府发布的规章或者决定、命令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三）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指导审判、检察工作的规范性文件；
　　（四）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涉嫌违法办理的重大案件；
　　（五）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作出的决议、决定；
　　（六）应当由常务委员会实施法律监督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工作监督的内容：
　　（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执行情况；
　　（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以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其作出的部分变更决定的执行情况；
　　（三）本行政区域内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
　　（四）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履行审判职能、检察职能的重要情况；
　　（五）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实施执法责任制度、评议考核制度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情况；
　　（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议案和建议、批评、意见的办理情况，以及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提出的申诉、控告、检举的处理情况；
　　（七）应当由常务委员会实施工作监督的其他事项。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主要内容；
　　（一）遵守和执行宪法、法律、法规以及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情况；
　　（二）履行职责情况；
　　（三）廉政勤政情况。


　　第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对本行政区域内不属于本级人民政府管理的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遵守和执行宪法、法律、法规以及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情况依法实施监督。
　

第三章　监督方式和程序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实施监督的主要方式：
　　（一）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
　　（二）审查规范性文件；
　　（三）执法检查、视察；
　　（四）评议；
　　（五）质询、询问；
　　（六）特定问题调查；
　　（七）受理申诉、控告、检举；
　　（八）免职、撤职。
　　常务委员会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运用符合宪法、法律、法规规定精神的其他监督方式。


　　第十三条　前条规定的监督方式，可以单独运用，也可以综合运用。


　　第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对受监督的国家机关或者工作人员的监督意见，除依法作出决议、决定外，可以采取监督意见书的形式。
　　监督意见书应写明受监督的对象、内容、理由等，由主任会议交有关机构办理。有关国家机关应在规定期限内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处理结果。
　　监督意见书的格式，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统一制定。
　

第二节　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主任会议、专门委员会可以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
　　根据常务委员会或者主任会议的决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听取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


　　第十六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审议的报告议题。
　　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审议的报告议题，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审议的报告议题，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审议的报告议题的建议，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十七条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向常务委员会或者主任会议、专门委员会报告工作的报告人，应当是人民政府组成人员或者人民政府直属机构正职负责人、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听取专项工作报告时，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正职负责人因故不能作报告的，可以委托副职负责人作报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正职负责人可以委托副职负责人作报告。
　　人民政府所属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正职负责人出缺的，应当由主持工作的副职负责人作报告。


　　第十八条　有关机关的报告文本，应当在会议召开十日前送交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或者主任会议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前，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就报告的有关事项组织调查，并向主任会议汇报。


　　第二十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主任会议、专门委员会审议工作报告时，有关机关的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审议意见。


　　第二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审议工作报告所提出的意见，经主任会议研究交有关机关研究办理；需要作出答复的，有关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将办理结果书面报告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二条　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对工作报告不满意并要求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的，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的工作报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半数以上不满意的，常务委员会应责成报告机关在本次会议或者下次会议上作补充报告或者重作报告。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半数以上对补充的报告或者重作的报告仍不满意的，常务委员会应当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三节　审查规范性文件


　　第二十三条　下列规范性文件，应当报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一）省、省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指导审判、检察工作的规范性文件；
　　（四）省、省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具体应用问题的解释。
　　省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在报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的同时，还应当报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本条第（一）项、第（四）项所列规范性文件应在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送备案；第（二）项、第（三）项所列规范性文件应在公布之日起十五日内报送备案。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在颁布的同时，应当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二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政府规章或者省级国家机关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机构进行审查或者研究，提出意见。


　　第二十六条　设区的市和县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相抵触的，可以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机构进行审查或者研究，提出意见。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政府规章或者省级国家机关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机构进行审查或者研究，提出意见；认为设区的市和县级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相抵触的，可以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机构进行审查或者研究，提出意见。


　　第二十八条　在规范性文件审查中，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也可以由法制委员会与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可以对有关的规范性文件进行研究，提出初步审查意见，经主任会议同意后，交制定机关处理。


　　第二十九条　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认为本条例第二十二条所列规范性文件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或者不适当的，应向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报告，由主任会议决定采取下列方式处理：
　　（一）责成制定机关自行纠正；
　　（二）责成本级人民政府变更或者撤销其所属部门不适当的规范性文件；
　　（三）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第四节　执法检查、视察


　　第三十条　常务委员会可以组织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本级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执法检查和视察。
　　专门委员会根据需要，可以就有关事项组织专项执法检查和视察。
　　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根据需要，可以开展执法情况调查研究。


　　第三十一条　根据前条规定开展执法检查、视察或者调查研究时，有关单位及人员应提供有关材料，如实汇报情况，回答问题。


　　第三十二条　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执法检查和视察时，下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予以协助。


　　第三十三条　执法检查、视察或者调查研究结束后，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或者主任会议提出书面报告；必要时，常务委员会可以就执法检查或者视察报告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作出决议、决定。


　　第三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对执法检查、视察报告的重要审议意见，由主任会议决定交有关机关办理。有关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将办理情况报告常务委员会。
　

第五节　评议


　　第三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可以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者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本行政区域内上级国家机关所属部门或者派出机构执法和工作情况进行工作评议，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任命的国家机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情况进行述职评议。


　　第三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在每届任期内对评议对象一般应进行一次工作评议或述职评议。


　　第三十七条　每年的评议对象，可以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者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所有应评议对象中选择，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室）汇总，报主任会议确定。


　　第三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在进行评议时，可以要求同级人民政府审计部门提出对被评议单位的审计报告，并可以组织对被评议单位工作人员或者述职人员进行法律知识考试。


　　第三十九条　省、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对被评议对象接受评议和整改情况的报告不满意并要求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的，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的接受评议和整改情况的报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半数以上不满意的，常务委员会应责成被评议对象进一步整改并重作报告。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半数以上对重作的报告仍不满意的，常务委员会应当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六节　质询、询问


　　第四十条　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省和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第四十一条　质询案应当主要针对下列事项：
　　（一）认为有违反宪法、法律、法规的重大问题；
　　（二）认为有违反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的重大问题。
　　（三）认为行政、审判、检察工作中有重大失误；
　　（四）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严重失职、渎职、徇私枉法行为；
　　（五）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其他重大问题；


　　第四十二条　质询案经主任会议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到会答复；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签署，由主任会议印发会议或者印发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四十三条　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半数以上对答复不满意的，可以提出要求，经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对再次答复仍不满意的，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将质询案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常务委员会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四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议案和工作报告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向有关机关提出询问。有关机关的负责人应及时到会，答复询问。
　

第七节　特定问题调查


　　第四十五条　主任会议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


　　第四十六条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其他代表中提名，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
　　调查委员会根据需要，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与调查工作。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所称特定问题主要包括：
　　（一）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违反宪法、法律、法规和上级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重大事件；　
　　（二）本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重大违法、渎职、失职事件；
　　（三）本行政区域内有重大影响的冤案、假案、错案，以及公民和法人的重大控告、申诉案件。


　　第四十八条　调查委员会有权听取有关单位负责人的汇报，调阅有关的案卷和材料，询问有关人员，组织必要的技术鉴定。被调查的单位及有关人员应按照调查委员会的要求配合调查，并如实回答询问和提供材料。
　　调查委员会对调查中涉及的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应当依法予以保密。


　　第四十九条　调查委员会调查工作涉及到的机关、团体和组织，应当为调查工作提供方便，保证调查活动的顺利进行。


　　第五十条　特定问题调查结束后，调查委员会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常务委员会根据调查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八节　受理申诉、控告、检举


　　第五十一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本行政区域内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申诉、控告、检举，根据不同情况作如下处理：
　　（一）一般的申诉、控告、检举，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转交有关机关，由有关机关依法办理，并在一个月内直接答复申诉人、控告人、检举人，并抄报转办机关；
　　（二）重要的申诉、控告、检举，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研究后，交由有关机关依法处理，并在三个月内报告办理结果；
　　（三）重大的申诉、控告、检举，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可以进行必要的调查，提出处理建议，提请主任会议决定，或由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五十二条　对主任会议提请审议的重大申诉、控告、检举，常务委员会可以听取汇报，调阅案卷或者进行专门调查并可以作出下列决定：
　　（一）责成有关国家机关依法纠正或者处理；
　　（二）依照本条例规定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处理；
　　（三）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第九节　免职、撤职

　　第五十三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由其提请任命人员的免职案，以及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撤职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免职案和撤职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分之一以上联名，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四分之一以上联名，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分之一以上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撤职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五十四条　免职案和撤职案应采用书面形式，写明免职或者撤职的对象和理由，并提供有关材料。


　　第五十五条　对本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撤职案所涉及的内容进行调查期间，被提出撤职的人员是否暂停执行职务，由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五十六条　对免职案或者撤职案进行调查的期限不得超过两个月。有关调查的具体事项由主任会议决定。


　　第五十七条　撤职案提交表决前，被提出撤职的人员有权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或者主任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在主任会议上提出的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的申辩意见。由主任会议印发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
　　表决免职案和撤职案，应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过半数通过。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八条　受监督的国家机关或者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常务委员会应当追究其责任：
　　（一）拒不执行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
　　（二）拒绝或者干扰检查、视察、评议和特定问题调查的；
　　（三）拒绝或者拖延提出工作报告或者专项工作报告、或者作虚假报告的；
　　（四）编制虚假的计划和预算草案、未经批准擅自变更计划和预算、谎报计划和预算执行情况的；
　　（五）拒不接受质询和询问，或者接受质询和询问时态度恶劣或者作虚假答复的；
　　（六）拒不向常务委员会报送应当备案的规范性文件的；
　　（七）对限期报告结果的建议、批评以及申诉控告、检举拒不办理或者逾期不予办理的；
　　（八）其他妨碍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权的。


　　第五十九条　有前条所列行为之一的，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不同情况作下列处理：
　　（一）对有关机关或者个人进行通报批评；
　　（二）责成有关机关或者人员向常务委员会作出书面检查；
　　（三）责成有关机关、单位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四）对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决定免职、撤职；
　　（五）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罢免案；
　　（六）涉嫌犯罪的，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有关机关、单位对责任人员的处理，应于交办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处理情况。


　　第六十条　受监督的国家机关或者工作人员认为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其作出的有关监督的决议、决定或者监督意见书不适当的，可以向本级或者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意见。经审查确属不当的，应予变更或者撤销。


　　第六十一条　受监督的国家机关或者工作人员认为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或者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不适当的，可以建议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调查处理；常务委员会应当在两个月内将调查处理情况向提出建议的国家机关或者工作人员反馈。


　　第六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对应监督的事项没有监督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责成其履行监督职责，常务委员会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并将履行监督职责情况向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五章　附则


　　第六十三条　本条例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六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2年5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