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行政的必要性

刘成江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阶段，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其中，对加强法治建设，落实依法治国方案提出了明确要求，特别对推进政府工作法制化，从严治国，依法行政进行了强调，这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对维护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也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简而言之依法行政是指国家公务员按照法律规定的内容和程序办事。行政在英语中（Adminstration），是治理、管理和执行事务的意思，它和施政是一个意思，在我国的《左传》中就有“行其政令，行其政事”之说。依法行政是指各级行政机关依据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管理行政事务的一种行为。法律是行政机关进行各种活动和人们对其活动进行评价的标准，依法行政是对各级行政机关提出的要求，也是当今社会人民群众及各类企事业单位、团体、组织对政府部门提出的要求，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封建社会也有各种规定、吏律，但它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可见当时的统治阶级也是非常重视依法治国的，但由于历史局限性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如《杨三姐告状》、《杨乃武与小白菜》等等案例，都说明当时的依法行政还处在一个很模糊的时期。
　　依法行政也是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对政府活动的要求，我国是在八十年代末提出“依法行政”这一基本原则的，它的提出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政治、经济及法治建设本身发展到一定程阶段的必然要求。
　　为什么要进行依法行政：首先，依法行政是约束政府工作人员避免出现违法行政，以免对社会、人民造成严重后果，同时也是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情况下保护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二者是对立统一的。一方面，各级政府机关以法律为依据管理各种事务，要求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享受权力、履行义务，对那些不能够正当行使权力和不能够很好履行义务的人们追究法律责任。另一方面，政府工作人员也必须依法管理各项事务，在行使权力时，必须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必须用法律这把尺子衡量是非对错，而不是施权者的主观意识所决定。干部的权力，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用，绝对不能够越权或者违法施政。法律约束被管理的公民，同时也约束施政的国家公务员，这是统一的。管理者依法办事是前提和基础，他们根据法律规定的内容进行管理，最终目的是使被管理者必须依法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有了各个职能部门的依法行政，才会有公民遵守法律，我们的社会才能走上法治之路，人们的生产，生活才能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转，广大人民群众才能有安全意识和创造意识，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其次，依法行政是行政管理为人民服务的切实保障。我国是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工作，只有依法行政才能体现“人民权力人民用”，“赋予权力为人民”的宗旨观念。人民需要行政机关，以实现自己的利益保障，人民授权行政机关行使权力最终目的是通过管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依法行政才能保证国家行政管理人员在管理各类事务时不至于偏离“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这一航道。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自由、财产和安全。再次，依法行政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证。只有依法办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才能保护该保护人群的利益，对那些不履行义务、违法乱纪的人严厉打击，保证安定团结的大局。现在的乡镇工作中，解决上访问题已成了当时农村工作的一件大事，其中有十几年、几十年的老上访户，除了个别人别有用心外，有一大部分群众的确存在以前村干部违法施政、优亲厚友、办事不公等因素所造成的。据说在北京旧火车站附近有一个“上访村”（所谓“上访村”是指所有上访的人都到那个村子居住，因为那个村的收费低，人们也因为出门不容易，且能相互照顾）。其中大部分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冤情，否则不会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去告状。造成“上访村”这个怪胎的原因，笔者认为与其本地地方官员违法施政有关，他们没有利用人民授予的权力，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相反是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来欺压人民，达到自己耀武扬威、优亲厚友、满足自己私欲的目的，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素质低下，对自己的责任认识不够，对我们的法治社会认识不够，对人民赋予他手中的权力认识不够。另一方面，更说明了依法行政在当代农村基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它是解决当代农村稳定和发展的关键。可以这样说，没有依法行政就没有国家的长治久安，就不能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党和政府的光辉形象，就会失信于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见，依法行政是维持社会稳定，推进经济发展的必要保证。第四，依法行政是提高政府形象，提高工作效率，取信于民的重要保证。依法行政和违法施政是处理一个问题的两种相反的手段，前者是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决策、办事，以保证行政管理符合国家和人民的要求，避免出现徇私枉法现象的发生，减少处理问题中的纠纷和矛盾。同时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事，遵守法定的操作规程，避免了处理问题走弯路，这将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而后者则是目无法纪的表现。我们的社会上仍存在个别权权交易，权财交易，权色交易现象。这些现象虽然是极少的，不能影响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但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它大大破坏了我们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提高认识，上好依法行政这一课，从而提高整个干部群体的素质、提高办事效率。最后，依法行政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要保证。首先它是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要求的具体体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目的，成功的经济需要市场的驱动，市场驱动除了需要建立经济类型的机制外，还需要建立负责和透明的政府系统，完善的法治标准，这样才能有效地保证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因此，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越迅速发展，对法治化要求就越高。这样，一方面需要市场主体的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规范和约束，有效地利用法律、法规调整社会利益分配，另一方面，作为市场管理者，各级政府行为必须更加规范有序，在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事实告诉我们，没有健全的法律，就没有良好的经济秩序，不能够依法行政，就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法制化，就不可能改善投资环境，也就不可能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其次，依法行政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具体表现。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人民的意志，保障人民合法权益，规范和约束人们的活动，制裁和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纪律是保证社会工作正常运行的必要观念，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增强人民的民主观念，法治观念和纪律观念，而这三种观念恰恰构成了社会主义的法制文化，依法行政要实践“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法制文化，牢固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观念，保证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下实施行政行为。第三，依法行政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本保证。社会主义法制归根到底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据利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法律一旦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不是立法意义上的法律。行政主体在行使权力时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宗旨，把维护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原则，依法行政是将着眼点放在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基本保证。综上所述，“三个代表”作为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就不能离开依法行政，就必须通过依法行政来促进生产力发展，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从而巩固我们党的执政之基。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中国 伊拉克


中国和伊拉克关于相互购买商品及作价等问题的换文


（签订日期１９８１年５月８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１年５月８日）
　　　　　　　　　　　　　（一）对方来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部长
李强阁下：
　　我谨代表伊拉克共和国政府确认，我们双方根据一九八一年五月八日签订的伊拉克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为进一步发展两国贸易，经过友好协商，就采用五年计划方式并制定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六年的五年计划达成了协议。根据该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年购买伊拉克下列商品：
　　１．硫磺五至七万吨
　　２．化肥三十万吨
　　３．椰枣四至七万吨
　　４．海绵铁
　　５．铝材、铝板
　　６．磷　肥
　　根据双方的需要与可能，通过协商也可以增加上述商品的数量。
　　对于伊拉克其它商品，根据伊拉克的出口可能和中国的进口需要，通过双方有关公司商谈，安排出口。
　　对于上述年度中中国购买伊拉克原油的愿望，由两国有关公司安排购销事宜。
　　在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六年间，伊拉克共和国逐渐增加购买各种中国商品，根据伊拉克进口需要和中国出口可能，签订一些较长期的购货合同，由双方有关方面商定。
　　关于上述商品的品种、质量、规格、价格及其它条件，由双方有关方面商谈并签订合同。
　　本换函作为一九八一年五月八日双方签订的贸易协定的组成部分。
　　如蒙阁下确认上述协议，我将很感谢。
　　顺致最良好的祝愿。

　　　　　　　　　　　　　　　　　　　　　　　　　伊拉克共和国贸易部部长
　　　　　　　　　　　　　　　　　　　　　　　　　　　　哈桑·阿里
　　　　　　　　　　　　　　　　　　　　　　　　　　　　　（签字）
　　　　　　　　　　　　　　　　　　　　　　　　一九八一年五月八日于北京
　　　　　　　　　　　　　（二）我方去文

伊拉克共和国贸易部部长
哈桑·阿里阁下：
　　我荣幸地收到阁下一九八一年五月八日的来函，内开：
　　（内容同对方来文，略。）
　　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认阁下上述来函内容。
　　顺致最良好的祝愿。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部长
　　　　　　　　　　　　　　　　　　　　　　　　　　　李　　强
　　　　　　　　　　　　　　　　　　　　　　　　　　　（签字）
　　　　　　　　　　　　　　　　　　　　　　　一九八一年五月八日于北京